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随着采访不断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认为它不可能开始得很顺利，它偏偏顺利得叫人难以置信，当你认为一切都已理顺，
准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它偏偏又让你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大约在采访进行了二十几天以后，某日，我们从下面采访回来，刚进招待所房门，连口气都
没来得及喘匀，就听得有人敲门，打开门，哗地涌进了十多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个小小的客房挤得满满的。开始我们弄不清是些什么人，非常紧
张，连声问：“你们找哪个？”其中一个男人
回答道：“我们是‘乱杀风’的遗属，来找领导告状的。”听到他的回答，其人就像排练好了一样，纷纷从身上拿出“状子”齐声说道：“请领导为我们做主。”我和张明红连忙请他们在床铺边上坐下来，有什么事情慢慢讲，有几个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够，坚决要求站着：“领导您老人家坐，我们站惯了的，站着好。”
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一方面，采访受害者遗属一直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心愿，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这么多遗属找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
机吗？就此进行一次深入采访，听听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看看他们眼中的文革杀人事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
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体采访，其后果的严重性恐怕不会是采访被迫停止那么简单，很可能从前所做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想，也不可能与张明
红进行沟通。
我向他们解释道：“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什么领导，是广播电视台的普通记者。处遗工作的案子，我们无权过问，也没有能力解决。”
一位遗属的一句话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谦虚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来的大官僚，他们讲你是刘少奇的儿子派来的。”
他的话让我心头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几天前，我们在四马桥区采访时，一名村干部当面质疑我的一句话：“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记者？杀几个四类分子是什
么了不得的事？土改时也杀了，怎么没有看见有人说东说西。这一次虽然杀得乱了一点，政府已经给他们赔了钱，平了反，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为什么尽帮着
地富讲话？”他实在是冤枉我了，我心里怎么想且不说，但嘴里确实没有帮地富讲过一句话，我只是问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是谁提出来要杀的，怎么杀的，定的
是什么罪名，这位村干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据这些问题就看出了我是在为地富讲话。坦白地说这时我确实开始了对土改运动的反思，因为不反思不行，道县文革杀
人事件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这些理论基础按层次可以分为三条：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三、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
主革命不彻底，杀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补课。而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则干脆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难看到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与土地改革运动的一脉相承之处，要
想对杀人事件作史的答复，必须对土改运动作史的反思。但是这些念头一在脑海浮现，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诚惶诚恐。所以我在采访中更加注意自己的
言行，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带任何感情倾向，甚至和张明红讨论采访材料时，也都这样。遗属的话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也许他们凭自己的愿
望，把我们想象成“微服私访的清官”，也许这后面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其他隐情。
我只能硬着头皮向遗属们解释：“你们不要听别人乱讲，我们确实是非常普通的记者。”我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们看，“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为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有什么冤情，有什么要求，可以向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反映，他们是党和政府派下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遗属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找过了，早就找过了，没有用。”其中一个抱着婴儿的青年妇女流着眼泪说：“我就是因为揭发祸害我的几个
杀人凶手，他们的老婆就堵上门来，骂我是狐狸精，勾引她们的男人，还要打我。那几个杀了我父母兄弟又强奸我的人，到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
我的心头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讲，幸亏张明红这时候用本地口音说话了：“大家的遭遇我们非常同情，但是你们真的找错人了，我们到道县
来的任务是采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无权过问处遗工作的事情，你们找我们就跟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用处。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
不早就有用了？”
听到张明红这么一说，遗属们不说话了，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个男人，看得出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记者？”“我
们是记者。”“我请求记者同志帮我把状子递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拒绝这个要求，便答道：“这个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递上去。”“我也
要求。”其他的遗属也纷纷把“告状信”递到我们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状信”，把遗属们送走了。我与张明红坐在房间里面面相觑，良久无言。
突然张明红问道：“谭领导，你对刚才这个事情怎么看的?”
我说：“就是你，到哪里采访就说我是省里派下来的领导……”
“哎嗬嗬，你还怪我，我说你是领导，你摆出的领导派头比领导还领导。”
我说：“别开玩笑了。我感到很担心，不知道我们的采访哪里出问题了。这种传闻出现，对我们的采访很不利呀！”
张明红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小谭啊小谭，你也不用跟我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脑后有反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
里是来创作一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子弹。你认为处遗工作组的人都是傻子，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
那么干脆地把那么机密的文件复印给我们，连个最起码的组织程序都不走，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他们是对文革杀人事件有看法，对处
遗工作有看法，希望通过我们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过……我也要老实地向你坦白，刚开始对于道县杀人事件的看法，我与你是不完全相同的……这
次采访对我来说，就像经历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的党这么多年来都用的一些什么人，做的一些什么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红的话，开始让我心头一惊，继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长年累月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于是我向他请教道：“你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加快速度，尽快结束采访，走多了夜路迟早要碰鬼的。”
“这些遗属的告状信呢？”
“留着当个素材吧。”
“答应了人家的，不递上去不好吧？”
“小谭，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这一点，聪明而不失天真。递就递吧，但要在采访结束以后再递，无非图个心安，没有任何用处。他们的这些告状信，不说
递过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别说省里，连中央都递到了，有什么用？小谭，我要提醒你一句，遗属当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机。”“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
道？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惊的表情，张明红接着说：“把你的嘴巴闭拢来好了，张得那么大给谁看？跟他们接触一定要
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对，不然麻烦就大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赶快洗澡休息吧，明天还要下去采访呢。”
张明红休息以后，我照例要将每天的采访材料分类整理一下，这一次因为“告状信”太多，来不及一一细看，便专门从中找出了那位抱婴儿的青年妇女的“告状信”
来，从信上看到，她叫蒋鸾荣，36岁（1986年），原系蚣坝公社新油榨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现出嫁马家岭大队。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四类分子（及子女）
家庭的女性成员，被强奸和轮奸的不在少数，但因为种种原因，像蒋鸾荣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之少。请允许我把她的悲惨故
事讲给你听：
1967年农历7月21，令人心悸的白天过去了，凝重的夜幕笼罩了新油榨大队。在一间家徒四壁的水（土）砖房里，17岁的少女蒋鸾荣搂着12岁的妹妹蒋凤
荣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声，她怕，她怕一哭出声来连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齐不保了，她甚至不敢发抖，可是浑身的肌肉不听话，拼命地抖，抖
得她心惊肉跳。上午的时候，她的父亲蒋有训（58岁）、母亲李彩珍（56岁）、大弟弟蒋宏元（14岁），小弟弟蒋宏仕（7岁）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
院”判了死刑，大队民兵营长杨简吉带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岭上丢了硝眼。一家人，顷刻间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女崽。
她睡不着，她怕黑，尽管灯油非常珍贵，她还是把油灯点亮了，只是把灯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点如豆的火光在跳动，她的心多少有一点安稳。
半夜时分，紧闩着的房门发出了咔咔声响，吓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又是咔的一声，门被人用锄头托开了。几个人影冲进来，径直向床边走来。蒋鸾荣终于
看清了，就是队上的几个人，领头的是杨简吉同母异父的胞弟邹良生，他们的脸上没有了白天那种凶神恶煞的表情，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容，笑得蒋鸾荣心头直
颤。她一时还没想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妹妹也惊醒了，吓得直哭，她连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紧紧地搂住。不过，很快她就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邹良生等人
走到床边，二话不说就扯她的裤子……妹妹凤荣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男人们狗一样趴在姐姐身上，嚇得魂不附体。由于营养不良，她长得又黑
又瘦，看上去就像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此时此刻她真的应当感谢她死去的父母，平时不肯让她吃得太饱，否则天知道这些欲火中烧的男人们会被她勾引出些什么
想法来。蒋鸾荣这个可怜的姑娘就这样在父母弟弟被杀的当天晚上，被杀人凶手们轮奸了！凶手们轮奸的蒋鸾荣后，又将蒋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蒋鸾荣在她的“告状
信”中写道（显然是别人代笔的）：“这些杀人凶手，白天杀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来强奸我，太过于欺负人了！其行为与禽兽何异？若不绳之以法，国法何在？
天理何存？”
当看到材料里说蒋鸾荣被轮奸之后，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检柴火时，本生产队一个40岁的老单身公突然从毛伙中（灌木丛中）窜出来，把她拉到毛伙里强奸时，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这真是“太过于欺负人了”！
我提起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首诗：
只要一深呼吸
身体里就会有一个地方
痛
正在记录的文字
就是这样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泪
也是这样的深呼吸
因为是涌出来的
反而不知道
哪里痛
爱
就更是了
它长了翅膀
会飞
飞的疼痛
只有苍天知道
二十年又过去了，公元2006年，笔者为采访“告状油子”李念德再赴道县，与蒋鸾荣又一次不期而遇。当李念德把我带到她家指着一位留着短发、体态微胖、低
眉顺眼的老妇对我说这就是蒋鸾荣时，我竞毫无印象，根本无法把她和记忆中的那个清秀端庄的青年妇女联系起来……她却一眼认出了我：“记者同志……你不记得
我了？你还买过一碗面给我吃的，你记不得了？”是的，我确实有些记不得了。
看得出来，蒋鸾荣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环顾四周，跳入我脑海的第一个词还是“家徒四壁”。但是，对于当年的事，她已不愿再提，甚至不愿意再想。生活所赐与
她的一切，她都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她对我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说了吧！我已是有儿有孙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来真的对不起后人。不要讲了，真的不要
讲了。”
唉……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位道县的领导干部说得确实不错，时间确实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仇恨，包括耻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记忆。但是，
我能理解蒋鸾荣，理解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理解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我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话题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还
是过得很难，很辛苦，但比从前好多了，崽女媳妇都到广东那边打工，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作着一点责任田，钱上头虽然还很困难，但饭还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
巴苦做，不惜力气，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随随便便地扯了一阵，蒋鸾荣忽然说：“谭记者，你也……老了，有孙子了吧？”我摇了摇头，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把眼睛看着她，以为她还有什么要求，希望我能给带到上面去。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直到我起身告辞时，她突然说道：“记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还要害崽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他们以后不杀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头又是猛地一颤，面对着这位憨厚善良的农村妇女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一个人只有从挨饿和受歧视的状态下走出来，才可能不去乞求别人的怜悯，而去关心
别人。我感谢她对我的关心，也感谢社会的进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顺眼的样子，但愿她能仰起脸来，让灿烂的阳光照亮慈祥的面庞。良久，我才一笑道：“蒋娭
毑，现在，害怕被杀的已经不是你们，而是他们了。”
望着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没有听懂，她也确实很难听懂，我也不希望她听懂。记得我在采访一位杀人事件责任人时，与此人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笔者：“听说你在镇上有一个铺子，乡里有养猪场，还有一个石材厂，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财产，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时，你说说应该划个什么成份比较合适？如果放在67年，你说说会不会把你牵出去杀了，分你的财产，强奸你的妻女？”
责任人抗议道：“我的财产都是合理合法得来的！”
笔者：“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的财产来源不合法？你是搞过土改工作的，我问你，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划成分的时候，问没问过财产是怎么来的？”
责任人沉思良久：“问吧。只要我晓得的，我都告诉你。”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自从出现遗属登门告状的情况以后，我们非常紧张，立即加快了采访的节奏，一来担心夜长梦多；二来我下来采访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第三，越采访越觉
得没有采访到的地方太多。一连好几天，我们的心都悬着，看到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出现，才慢慢地把心放下。这一天，我们到某区采访。该区一位年轻的副区长某某
某接待我们，某副区长刚从党校学习回来不久，分管区里的处遗工作，人很豪爽，也很热情。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饭，我说：“下午还有事，就在区里
安排个工作餐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是难得一来的贵客，不能太简慢了。”我们再三推辞。某副区长说：“不是要你们大吃大喝，一餐农家饭，让你们体
验体验农村生活。”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某副区长把我们带到镇边的一家农户，走进厅屋，里面没人，某副区长高声喊道：“来客人了。”一个中年妇
女从屋里迎了出来，忙不迭地打招呼，泡上茶，摆上红瓜子。某副区长问：“当家的呢？”中年妇女说：“在田里做事，我去喊他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又
指着我与张明耻说：“这位是地区的张站长，这位是省里来的谭记者，今天中午我们来吵燥你们了。”中年妇女笑着说：“吵燥什么，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接着两
个人用当地土话交谈起来，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是在商量中饭怎么安排的问题。这时候，中年妇女提起一挂撒网就要出门，我一看场合搞大了，连忙起身阻拦：
“不要搞得太麻烦了。”某副区长说：“不麻烦，鱼就在外面塘里，撒一网就可以了，新鲜得很。肉就在灶屋里挂着，取下来就是。现在农村里不比从前了，吃的东
西随时都有。”“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复杂，来得匆忙了，想复杂都不可能。你们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喝茶。饭菜快得很，保证误不了下午的工作。”
这个农妇确实能干，不到一个时辰，饭菜上了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复杂，三个钵子，一口锅子，可内容却很丰富：一钵子韭菜（上关韭菜），一钵子炮椒丸子，就
是把肉剁成泥灌进一种道县特产的辣椒——炮辣椒做成的丸子，一斤肉可以做得十来个，一钵子茶油爆炒子鸡，尤其是那口小铁锅，架在一个小泥炉上，炉里木炭烧
得通红的，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大半锅山菇、腊肉和油豆腐，旁边两个大碟子摆着泡发了的红薯粉和斩成块状的鲜鱼。香气四溢，叫人筷子未动已经食指大动。当时农
村里面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搞这么一餐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心里十分感动。某副区长起身到里屋去，用一只大铝炊壶提出一壶米酒来。这种米酒，我已经在道县
喝过多次了，入口甘甜，回味清香，度数不高，但后劲很足。张明红一看，马上声明：“我喝不得酒。”某副区长说：“走南闯北的人喝不得酒，哪个信？”张明红
连说：“我真的喝不得酒，这是大家都晓得，上次陪（邓）友志书记到县里来，我都没喝啦。”看到张明红拿出地委书记作挡箭牌，某副区长说：“那张站长你就随
意，我陪谭记者好好地喝一杯。”当时我人也年轻，又是酒肉之徒，仗着略有几分酒量，便笑眯眯地摆出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
某副区长把三个酒碗斟满了，看到我们都没有扶筷子，又问了一句：“怎么样，开始吧。”
我说：“主人家还没上桌呢。”
“哦，不管他，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这桌上没有别人，就是我们弟兄三人。”他端起酒碗，“欢迎二位到我区来指导工作，这碗酒我先干为敬。”
“慢点，”我伸手拦住他说：“我们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是来学习的。”
“好，好，那就欢迎二位前来指导学习。”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向我们亮了一下碗底。
我也端起酒碗来说：“感谢某区长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干而尽。
明红也陪着喝了一口。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说话见外了，客气话不要讲，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看得出来谭记者好酒量，今天我来陪你喝一摆酒。”
我知道，道县人讲“一摆酒”，就是把酒碗斟满酒一个接一个摆起来，手臂伸直了去量，手臂够得着的部分就叫“一摆酒”，便说：“某区长英雄海量，我甘拜下风。”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你是真人不露相，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一个实在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喝老实酒。”
某副区长的豪情感染了我，两个人就着鲜鱼腊肉一碗一碗地喝起来。张明红虽然酒量不大，但喝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也陪着我们慢慢地吃喝。他平时就比较讷言，酒桌上就更加话少，结果只听到我和某副区长两个人说话，你劝我敬，气氛相当的温暖。
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刚开始都把着量慢慢地喝，谈话也是都拣对方爱听的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明白得很。但到后来浑身上下暖洋洋的，感到轻飘飘的时
候，心里还是很明白，嘴上却开始胡说八道了。某副区长酒量很好，但我也是久经考验，两个人都喝得有些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本来想好了，在区里不谈
处遗工作的事情，免得惹麻烦，但说着说着又说到这上面来了，我问：“某区长，你们区里有没有伤口愈合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事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事后
反省，不外乎两点，一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需要这方面的内容，而这方面的例子又一直没有找到。二是吃人家的嘴软，想在这里找到几个例子，帮某副区长美言几
句。某副区长马上答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到处都是。这一次处遗工作，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被杀害者遗属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在政治
上给他们平了反，每个人都发了平反通知书，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补助，孤寡残疾的出钱养起来，没有房子住的帮助他们建房，一些外出的人员，我们通过各
种方法与他们联系，写信给他们，欢迎他们回来，愿意回来的人，我们一视同仁，一律按规定分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少数人
提出无理要求的，我们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提高认识，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绝大多数遗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党和政府非常感谢。
对原来犯错误的同志表示理解，双方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出现了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比如说我们下面有一个大队，有两兄弟，父母、还有姐姐被杀，杀人
的时候，他们还很小，流落在外，这一次我们把他们接回来，给他们分了责任田、柴火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两兄弟非常感激，激动得痛哭流涕。他们领了补助
费以后，专门拿这个钱办了几桌酒席，把当年杀他们父母的人都请来，一起喝酒……”
“喝酒干什么？”我有些大惑不解地问。
“双方当面把话讲开，表示相互理解，对过去的事情不再有意见。”
我当时也是有点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听得某副区长的话，喝到肚子里的酒，腾地一下点燃了，燃起一股无名的邪火，阴阳怪气地说道：“这这就是伤口愈合得好啊？恐怕是害怕第二次被杀吧？”
某副区长叫道：“哎，哎，谭记者，话不是你这样讲的？”
我承认首先是我有些出言不逊：“不是这样讲，又是哪样讲？你们道县，有，有一句话叫做杀父之仇，三世不忘。如果我杀了你父母，你会请我喝这餐酒么？”
我的话把某副区长给惹毛了，他正色道：“我们是马列主义的政党，看问题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文革‘乱杀风’中，被杀的是受害者，杀人的也是受害者。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热爱。”
“照你这么说，杀人有理啦，那还要平什么反？处什么遗？”
“谭记者，请你注意，我从来没有说过杀人有理！我只是讲，对杀人的事要一分为二地看，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贫下中农起来杀地富，杀人的人，一
方面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嗬嗬嗬嗬——”我怪笑起来，“快点莫讲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话，当家作主又不是一张奖状，一个名誉符号，贴在墙上，挂在身上的，它要有实际内容。贫下中农
当家作主难道就表现在，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挣一角钱，难道就表现你们这些公仆到家里来了，连忙把床铺让出来，把妻子、女儿让出来给你们睡？贫下
中农当家作主就表现在你们这些干部指东，他不能向西，往西就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教育农民’……当年杀人的事情，哪一桩哪一件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哪一桩
哪一件不是区社干部挑唆起来的？”接着七七八八又讲了一堆难听话。
某副区长也是喝多了，厉声地说道：“谭记者，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当年的情况，为什么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卷到了里面（指农村里），难道他们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讲穿了，那个时候，听党的话就会杀，不听党的话就不会杀！”
此言一出，我和他都惊呆了，四目相对，突然都闭上了嘴巴。也许彼此都感到话说得太赤裸裸了。
张明红在一旁说话了：“小谭，小谭，你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这时候，酒劲也确实上来了，但酒醉心里明，知道自己讲拐了话，就顺坡下驴，喃喃地说：“我没有醉，没有醉，这点酒醉不倒我。”说着端起酒碗来又要喝。张明
红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酒碗说：“喝不得就不要逞强，酒量浅，还不服劝。”又对某副区长说：“实在对不起，谭记者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了。”
某副区长这时候，喝得也蛮好了，站都站不起来，连声说：“好，好，好，我，我就不送了。”
好好一餐酒，喝出了这么个结果。
下午的采访也搞不成了，我们坐上车回县里。
一上车，张明红就连声叹气：“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我有些理屈词穷地说：“你，你又不喊醒我。”
张明红说：“我不喊醒你，我在下面拼命地踢你的脚，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越讲越得色。”
“我主要是看不得他那副嘴脸。”
“他那副嘴脸不好看，你那副嘴脸就好看？你要不是披着记者这张皮，他敢喊人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米酒后发作，这时候，我真正地感到了醉意，脚发软，身子发飘，脑袋发晕，眼睛都睁不开了但嘴巴还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敢……哎呀，我头有点昏。”
张明红说：“你头昏得太迟了，早一点昏就好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招待所，趴上床，我就睡得像一头死猪。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才醒来，吃早点的时间已经过了，幸亏张明红起得早，帮我把早点端回房间，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一边吃早点，一边对张明红说：“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张明红说：“犯没犯错误倒说不上，关键是原形毕露了。一位哲人说过，讨论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摆脱个人的情感倾向，包括仇恨、同情、愤怒和怜悯。你就是对遗属太同情了。”
“不、不。老张，我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浅薄，我确实同情遗属，但同样同情被利用的杀人者，甚至还同情某副区长……”
“好了，好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是多同情同情自己吧。”
“你说得太对了，我确实还同情自己。”
正说着，听女服务员在喊：“205房，谭同志，长途电话。”
当时招待所，电话没有接到房间里，打电话，特别是长途电话都要到总（服务）台去，我心里一惊，连忙赶到总台，是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单位上有事，要我马上结束采访回长沙。
回到房间，张明红见我脸色凝重，问：“什么事？”
我说：“单位上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
张明红叹息道：“都说共产党办事效率低，看来要分什么事了！那，你怎么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张明红说：“好，我们不到××区（某副区长所在区）去了，换个地方。”
正在准备出发，又听得敲门的声音。
打开房门，是两个中年男人，一微胖，一清瘦。
张明红一怔，说：“哎呀，怎么惊动了你们两位老人家！”
微胖的男人说：“我们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张站长和谭记者到县里这么久，都没有来拜访一下，太不应该了。”说着哈哈一笑。
张明红说：“二位父母官，日理万机，工作实在太忙了。我们到县里来，没有什么大事，不敢打扰。”
“张站长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工作再忙，也不能怠慢了你们这些无冕之王。”
“咳，我们这些无冕之王，戴的是纸帽子，实际上就是个吹喇叭的，手艺人。哪像二位父母官身系几十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张站长，你讲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没本事，想吃你这碗饭吃不成，要有本事的话，真的想跟你跟一个位置，让你来体验体验我们的难处！”
听着张明红与两位来者的对话，我已经猜到了来者是谁，心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麻烦惹大了。这时，张明红转过身来向我介绍：“谭记者，这位是县委周书记（微胖的那位），这位是李县长（清瘦的那位）。”
我连忙上去与他们握手：“幸会，幸会。”
坐下来以后，双方又寒暄了几句，周书记问我们，特别是问我，对道县的印象如何，来了以后生活习不习惯，招待得周不周到，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不谈我们采访的事情，这使得我更感到紧张，因为心里很明白，这样浓墨重彩的铺垫，说明对方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严重！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向周书记和李县长轻声地问道：“已经准备好，什么时候开始。”
我心里一惊，暗忖莫非要对我们采取组织措施？又一想，不至于呀，我们又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充其量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周书记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也不算早了。这样吧，你们来，我们没有给二位接风，现在就算补上，我和李县长下午还有一个会，就早一点入席吧。”
原来是请我们吃饭，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但也知道，这餐饭也不是好吃的。
走进招待所的小小食堂，席面丰盛得很，除了没有山珍海味，已经到了当时道县的顶级水平。
张明红是此中常客，故意啧啧地道：“哎呀呀，我们这可是享受的地委书记级待遇呀！”
周书记一摆手：“张站长，谭记者，请！”
“周书记，李县长，请。”
双方按宾主入席，偌大一桌酒席，只有六个人：周书记，李县长，张明红，我，还有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
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周书记，李县长，你们讲开两瓶好酒，招待所最好的只有回雁峰（一种衡阳出产的大曲酒）。”
周书记说：“回雁峰也不错，‘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嘛。”
张明红说：“周书记，我喝不得酒。”
我连忙跟着说：“我也不能喝了，昨天喝多了，现在头还痛。”
周书记说：“不喝不行。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但是不劝酒，不定量，随意，好不好？”
“随意好，随意好。”
周书记端起酒杯说：“这第一杯酒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欢迎二位到我县来指导工作。”说完一饮而尽。
这一次，我学乖了，只用舌头舔了舔酒，不敢真喝。张明红却一饮而尽，把酒杯底一亮说：“喝了这杯酒，首先，我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周书记说：“张站长，不要讲汇报两个字，我们今天，喝了这杯酒，你也不是站长，我也不是书记，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酒席上的话，黑板上的字，讲得不好，擦了就是。我们今天是朋友之间谈白，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好。”
“来来来，夹菜，夹菜。”
我一边慢慢地吃菜喝酒一边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气度，一边运神，周书记讲起昨天的事，怎么解释为好。但周书记根本不提昨天的事，而是推心置腹地说：“我和老
李和二位讲一点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到这里来采访文革杀人的事，我们从心底里表示欢迎。你们关心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全世界都关心。但是这个事情牵涉面太
广，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极大。我的前任，张站长你是知道，听到要搞这个处遗工作，坚决要求调走了，他是知难而退了，结果组织上把我调来了，我没有退路
呀。我们都是读书人，听到这种事情，心里哪会不恨呀！那个事情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你们来之前，中央和省里的一些政法干部组织了一个考查团到了零陵，在地
区听取汇报的时候，大家气愤得很，一致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要杀一批，判一批，组织处理一批。但到了县里，把具体情况一摆，都不说话了，你说按什么标准
来定死刑，杀10个人的判死刑，杀9个人的怎么办？……总不能够，因为已经杀了四、五千人，再杀一两千人吧？赫鲁晓夫讲苏联‘肃反’问题时，说过一句话，
‘宽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卷入这个‘乱杀风’的有一、两万人，认真地分析起来，绝大多数人本质还是好的。当时那个情况太复杂
了，要说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太多了。有些杀人凶手，你们没有接触，真正地一接触，心里都痛，那也是很老实忠厚的人。比如我们这一次县委会，准备提一位同志
进班子，这个同志人品、能力、革命干劲，还有在群众中的口碑，都很不错，但就是过去非常年轻的时候，卷进了杀人事件中，结果不能用，非常可惜。
“……最后定出的处遗原则还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因为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
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回来，教育干部、群众接受严重的历史教训，加强法治观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像医生开刀一样，
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把人救活。广大遗属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理解的，对党和政府给他们平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衷心感激的。
从我内心来讲，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我也很清楚国家对他们的补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能帮助他们创造
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条件。有少数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不讲不合理，但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解决问题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解决，超出这个
范围，就是想帮解决，也做不到。更何况闹事的就多解决问题，不闹事的就少解决问题，哪一个县都会闹起来......
“……这件事情历史上肯定是要记载的，我们做不来包青天，但也绝对不会做小丑。我县的处遗工作是严格地根据中央的精神，遵照省委的指示，在地委的直接领导
下开展的。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啊！……你们来县里采访处遗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要是惹出什
么问题来，你二位屁股一拍走了，兄弟我可走不脱呀！”
张明红连忙插话说：“周书记，我们也走不脱，走到哪里去？妻儿老小都在零陵。我们来道县是采访处遗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一次道县的处遗工作搞得好，贯彻（十
一届）六中全会的伟大精神，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和省委
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处遗工作中的动人事迹、宝贵经验，好好地宣传出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位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说起这个处遗工作确实不容易呀，能取得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啊，二位要是早两年来，看到的完全不是现在这个
样哦……处遗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阻力之大你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很不清楚，说法很多，群众思想也很混乱，甚至有个别人说我们的处遗工作
组是国民党派来的。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基层干部，杀人风中犯了一些错误，工作组的同志找他谈话，他出门就喝农药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到县里
来吵事，说我们逼死人命。工作组的同志顶住巨大的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关起门打兄弟讲，这个事情怎么写也写不出一朵花来，最好的办
法就是让时间来慢慢地淡化它，是非曲直留给后人评说。老张啊，我这个人原来也是书生意气得很，自从这个犁轭上了肩，才理解到，好多事当代人是说不清楚的，
只能让后人去评说。”
我与张明红连忙附合道：“深刻，深刻。”
“二位不要跟我灌迷魂汤。深不深刻说不上，都是肺腑之言……”周书记说着又侧过脸对李县长说：“李县长，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张站长和谭记者到
我们县里来采访，支持我们的工作，辛苦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虽然县里的车子紧张得很，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安排一辆，另外宣传部也专门抽出两个人来
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意见如何？”
李县长说：“很好，很好。”
张明红说：“周书记，太麻烦你们，千万不要安排专人专车。”
周书记：“不麻烦，都是为党工作，应该的。来，干一杯。”
……吃完饭以后，周书记、李县长因为下午有会，告辞了。送走他们以后，我问张明红：“怎么办？”
张明红说：“回雁峰，回雁峰，‘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这里送客才喝‘回雁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乘着消息没传开，赶快到其他几个县扫一圈，先把资料集拢起来再说。”
我说：“好，我马上打个电话给县委宣传部，就说单位来电话叫我们回去，马上走人。”
我们匆匆退了房，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去江华的车票，离开了道县。
第七十七章 道县周边十个县市文革杀人概述
道县大屠杀无异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受影响最大、照样画葫或有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我们对这几个县的采访跑马观花，不细致，不深入，也不完整，但依然可以说明问题。
宁远县
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最先杀人的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4人。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害怕被杀，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
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
“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
“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8月18日（农历7月13）是鬼节的前一天，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
惕。大队党支部和造反派（宁远“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大队贫协主席说：“七月十四日鬼门开，八月
十五砍高粱，正是动手的时候。”当晚便将4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
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
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
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从而一举夺得全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比
道县的跃进大队还要多杀5人。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可以说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
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
将其挖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
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
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致使行走都困难。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光棍汉，
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
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该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男女不分，老少不留，杀光杀绝。当时宁远县流行一句话：（四类分子）北瓜崽崽，扣子那么大一粒都要搞光。
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也是全地区杀人的结束），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
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
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
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此后，谣言四起，杀人风迅速蔓延。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谈白，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农民称之为歇
烟气），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
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
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开始准备杀3人，后来会上提出杀7人，最后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
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懃（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
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些操持全县生杀大权的人接到沱江区鲤鱼井公社杀人情况的
汇报后，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县武装部政委、抓促领导小组组长王宏词在会上批发了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是怎么制
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
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
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9月10日，该意见在全县部分政法干部中传达，遭到其中一些人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对全县乃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点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
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
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道
县的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一些情况和道听途说的一些谣言，向各大队的
“五巨头”们吹了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领一些人，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
“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
“还开什么啰，文革大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落后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哦。”
一轰而散。纷纷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枪毙了该公社的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贫下中农
副院长 造反派
这张布告，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
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
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的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杀人情况与道县类似。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道县如此，在其他县也如此。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
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
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原因也跟道县杀人最少的仙子脚区差不多，
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当时有一个问题笔者没敢问：“假如上级来了指示的话，你们杀不杀呢？”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有18个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会。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造反派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
了5名“阶级敌人”。“联总”总指挥王雄宏在大会上说：“我们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杀几个坏家伙，将对全县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
王总的估计非常正确。这种开大会杀人的方法很快便为下面各区社效法。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直接表明对杀人事件的态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新田县“湘江风雷”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掌握政府实权的县武装部负责人对杀人事件明不反对、暗中支持。8月28日，武装部负责人召开全县各公社骨干会议，传达47军关于制止杀人的有关文件时，只
传达文件中讲杀人情况的前半部分，有关制止杀人的后半部分则拖到7天之后的9月15日才另行贯彻，此时新田县已经杀成一片血海。
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
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撞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
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
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
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
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
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
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各种道听途说的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
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
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
神气什么！”该营业员仗着自己是吃国家粮的，不把农村人放在眼里，态度十分恶劣地说：“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
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
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分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
个“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户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齐20个整数。
祁阳县
祁阳县是湖南省著名的地方戏祁剧的发源地，民间素有“唱不过祁阳”之谓。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
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
1000余人。
东安县
东安县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与祁阳对应，有“打不过东安”之谓。该县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线上。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出现的文革杀人事件中，仅杀11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风”平息8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在县革命
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
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当年的“铁案”，文化大革命后复查，竟无一例是真。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文革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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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羊狼二世 提供以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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