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杀场余生者说
道县“杀人风”中，被杀对象谁的命最大呢？据说，女人家要数周群，下了天坑7天7夜居然没死；男子汉要数肖维仁，五花大绑捆上杀场居然活生生地逃脱了。
我第一次见到肖维仁是在四马桥的圩场上。当时我正在这边采访，正逢圩日，就到圩场上逛逛，想对道县赶圩的情况有个感性的认识。熙熙攘攘赶圩的人中，我一眼
就看到一个人，年约五十上下，浓眉大眼，相貌堂堂，白衣黑裤，戴一顶样子有点像礼帽的窄边小草帽，这种小草帽当时当地的农民还很少有人戴，凭着多年的采访
经验，我感觉这个人不像当地农民，也不像当地的农村干部，莫非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小商贩？可又明明是一副赶闹子买东西的样子。我鬼使神差地多看了他一眼。他
竟马上发现了有人在看他，转过脸对我点头哈腰地一笑。这一笑让我心头一颤，从前我在长沙监狱做采访，那些接受采访的囚徒正是这种表情。这究竟是个什么人
呢？我迎上去问道：“你不是本地人吧？”“不，不，我就是本地人。不过才回来没多久。”他用一口标准的道县普通话回答我。“哦，在外地工作多年吧？”
“不，不，没有工作，下苦力。你老来这里赶圩啊？”我告诉他：“我是个记者，下来采访处遗工作的。”他的眼睛一亮，说：“我就是遗属，我可以向你反应问题
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只能起到了一个把下面的情况向上面反映的作用。”他连声说：“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他把我带到圩场
边的一户人家，可能是他的亲戚或熟人，找了两张凳子，坐下来，慢慢地谈起来。
这个人就是肖维仁。肖维仁反应的问题不外乎两点：一是被查抄财产的补偿问题；二是对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处理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我所接触的遗属中，无一例外地被提到了。但是肖
维仁不愧是读过几句书的人，提得比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他说：“当年我们被拆掉的房子、分掉的家产，现在由政府来补偿，杀一个人赔150块，拆一间房子给
300块，农具财产按67年市价的四分之一赔偿。我觉得不合理，不应该由政府来赔偿，应当由杀人凶手来赔偿，也不要他们赔多的，当初拿了什么就赔什么，不
能让他们杀了人，夺了妻，经济上还得好处。杀了人的，也不要求他偿命，也不要求他坐牢，但是必须要认罪认错，要公开赔礼道歉。不然的话，怎么能分清是非、
拨乱反正呢？不能像现在这样，还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警告我们不要乱说乱动，我们什么时候乱说乱动过？”
下面是肖维仁死里逃生经历的口述实录。
我名肖维仁，四马桥区杨家乡旱禾田村人，1932年出生，家庭出生，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我是50年代零陵师专毕业的，毕业以后分到我们公社（杨
家）金狮庵小学当体育老师。1962年过“苦日子”
的时候下放回来的。对外讲是下放，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高的缘故把我清洗出教师队伍。当时我对下放回农村这件事看得也不是那么要紧；因为我的饭量大又
是教体育的，当老师一个月27斤米实在是不饱，心里想下放就不敢吧，就同意了。他们还让我写了个自愿下放农村的申请，我也写了。我想，我身体好，有的是气
力，还有一门祖传的整（治）跌打损伤的医术，干什么不比当个小学老师强。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一来我原先那个老婆能干，舍得做，二来我自己整得跌打损伤，找我看病的人不少，也赚得到一些嚼用。我们家几代人都是
习武的，我父亲就是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拳师。我自己也是从小练拳。凡是习武的人都要会整得跌打损伤，练武不受伤是不可能的，受了伤晓不得整还练什么武？我
们屋里就有一套整跌打损伤的祖传秘方，一代一代相传，远近有名。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人整伤不准我收钱，我就不收钱，但是人家还是会送我一些鸡呀、鸭
呀、肉呀、油呀这些东西。所以说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差的，比好多人家可能都要好一些。
文革杀人的事情来得蛮突然，晓不得别人怎么样，我自己事先真的没有一点察觉，要不然我也不会坐在家里等死。那一天我记得蛮死火，是1967年古历的7月
14，过鬼节，天上好大的一个月亮。那天我收了工，刚刚吃了夜饭，大队上的民兵过来通知我到大队部去开会，我就去了。一进大队部没有看到有开会的样子，只
有大队治保主任肖新觉和大队上一班民兵在那里，这个肖新觉他还是个造反派头头（“红联”）。一进门，肖新觉就喊：“把他捆起来。”几个民兵拿着早就准备好
的索子，一涌而上，不由分说，把我捆起来。捆得好紧啊，痛得我只喊哎哟。我连声：“什么事，什么事？”肖新觉讲：“什么事？跪下！老实交代，你犯了什么
法。”人到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我只好跪下来说：“我实在没犯什么法。你看到我那里做得不对，请你跟我提个头……”没想到我这个话惹得他大发脾气，站起来，
拿起一块劈柴，那种劈柴晓不得你见过没有，松树的，两尺多长，见棱见角，有四、五斤重，“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狗崽子，自己犯了什么法自己晓不得，还敢问
我。”举起劈柴，照着我的脑壳就是一下。我本能地把头一偏，正好砸在左边的脑门上。只觉得“轰”地一声，脑壳一大，眼前一片金花，就昏死过去了。肖新觉他
们搞点水把我浇醒过来，我只觉得脑袋痛得要炸开了，血把头发和半边脸都糊住了。肖新觉又要我交代罪行，我低着头，不敢讲话，害怕一句话没讲好，又要挨打。
肖新觉冷笑着说：“你这个家伙坚持反动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死有余辜！”说老实话，到这个时候，我都还没有想到他们杀我了，还在想着怎么样少受点罪，把
这一关熬过去。
到了晚上大约有12点钟的样子，他们把我，还有几个人，都是地富子弟，不是分子，押到了罗家山水库边上的山脚下。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有几眼废窖，他们准备
把我在那里下窖的。到了那里，押我的民兵喊我跪下来，这时候，我的脑袋一下子大了，心都喘到嘴里来了，我看着他的手上寒光闪闪的马刀，结结巴巴地问：
“你，你们要杀人——？”这时候只听见我的一个堂兄弟，叫肖维义的，也是一起牵过来要杀的，在那边喊：“不得了啦，要杀人了，快跑啊！”就看到一个人影挣
脱索子，往田里跑。当时我身边是一个半来高的陡坎，我就往下一跳，准备跟着跑。杀我的那个民兵，看到我跑，挥起马刀就砍。我因学过武术，听得脑后有风声，
把头一低，腰一弯，“嘭”地一刀，没砍到我的脑袋上，砍在背上，把背砍伤了。后来才想起，正是这一刀救了我的命。这一刀虽然砍伤了我，也把捆我的索子砍断
了。我拍起来就往山上跑。几个民兵跟在后面追。因为是捆着的，跑不快，又被他们追上，右脚上挨了一刀。这个时候，人一发蛮，猛地一挣，居然把身上的绳子给
挣脱了。这一下，人就轻松了好多，心也没有那么慌了，我看到上面就是罗家山水库，就往那里跑。因为我水性好，会游泳，到了那里，我跳下水库，他们就追我不
到了。我穿了一双解放鞋，没想到跑着跑着把一只鞋子跑脱了，我连忙停下来提鞋。这个时候几个追我的民兵又赶上来了，当时我把心一横，从地上捡起块大石头，
对他们讲：“你们不要来，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们不要逼我跟你们拼命。”他们都知道我会武功，几个人嚇到起，不敢拼命地追了，一边吆喝，一边看着我往
山上跑。跑到水库边上，我把衣裤一脱，鞋子一扔，跳进水库里，游了过去，到了那边山上。
我跑脱了，我堂兄肖维义没跑脱。他不该往田里跑，深一脚浅一脚跑不快，加上捆他绳子没挣脱，最后被那些杀人凶手追上，乱刀砍死的田里。
我们那个地方跟宁远县搭界，水库那边就是宁远的九嶷山。我从垄古冲跑到了宁远地界。当时浑身透湿，只穿了一条短裤一件汗衫，身上还受着伤，幸亏背上和腿上
的刀伤都不深，只是被刀飘了一下，可头上的伤还是蛮重的，山里的风一吹，又冷又痛，人一阵一阵地发昏，好像就要死在那里的那个样子。怎么办呢？莫非刚从鬼
门关里捡回命来，又要死在这里？我突然想起山里面蓑衣冲住了一个方老伯，他家是个贫农，我从前救过他小儿子的命，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想只有找他去救命。
我和方老伯也不沾亲也不带故，原来也不认识，几年前，方老伯的儿子上山区采杜仲（一种中药）从悬崖上摔下来摔成了重伤，抬到宁远那边的卫生院，人家说治不
了，要他们赶快弄县里去。方老伯屋里没有钱，就把人抬到我这里。我一看伤得蛮重，弄不好会死人，心里有些害怕，也不敢收。方老伯求我，说整死了不怪我，只
怪自己的命。我看这么说，心里也蛮同情的，再一看这个乃崽体质蛮好、蛮年轻，就把他们留在屋里治。在我家里治了一个多月，可以下地走路了。我看到他屋里确
实困难，干脆一个人情做到底，没要他什么钱。方老伯就叫他的小儿子认我做干爹，我说我比他大不了好多，认干爹不合适。他说一定想认的，以后还要报答我的救
命之恩。后来，他们回去以后，又在我这里吃了半年的药，每次来看病，都要给我带不少的山里的土产。我也不收他们的药钱。这样走得跟亲戚一样。
我赶快跑到蓑衣冲，找到方老伯家，敲门进去我那个样子把他吓了一跳。他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嗬，肖医生你是偷哪家的女人家，让人打成这个样子？”我把情况
一讲，因为那个时候宁远那边还没有杀人，方老伯死活不信。你怎么讲他都说：“有这个事呀，你莫哄我了。”他喊起他的老婆烧了热水，帮我洗了伤口，又帮我换
了套干净的衣裤。
第二天一大早，方老伯说要出一趟山道我们村子里去看看情况。当时我对到底为什么事要杀我，心里也疑疑惑惑，还有老婆带着3个儿女在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想让他去打探个究竟。
（我笑着问他，你就怕方老伯下山去领了民兵来抓你。）
不怕。怕也没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来我相信方老伯不是那号人，二来他硬是领着民兵来抓我， 也是我命里该死。我当时那个情况离开方老伯家也还是一个死。那时候我什么也不多想，反正一条命就交给方老伯了。
到了半下午时分，方老伯回来了，一进门就摇头：“没想到真的杀人了！我到了你们村子，只说昨天晚上跑了一只大老虎，派人正到处抓你哩。还说你有剪刀法，武
功高得很，要抓你的民兵提高警惕，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干掉。听到这个情况，我没敢去找你老婆，怕找出事来。”我一听急得眼泪水掉下来了，拼命地跟方老伯
讲：“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没有犯过任何法。”方老伯说：“这个我知道。旱禾田你是回不去了，就安安心心地在我这里住到，好好养伤。你教过我我乃崽的一条
命，我也还你一条命。”我听得他这么说，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
我在蓑衣冲住了大约有个五、六天，身上的伤开始告疤了，想起在这里住久了也不是个事。那个时候宁远也开始杀人了，风声紧得嚇死人。方老伯嘴里不说，我看得
到，他其实也蛮担心的。这时候，方老伯对我说，他有几个熟人是个石匠，准备到广西那边去搞副业，问我愿不愿意跟到去，一来可以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二来
也可以求得一个平安。如果愿意的话，就讲是他的亲戚。我正是求之不得，马上表态愿意去。我讲，想在走之前，趁着夜晚
回一趟家看看。他骂我：“你想找死啊？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不回去，她们活得好好的，你一回去，弄得不好，自己丢了命不说，还会害得他们跟
着遭殃。”哎！这个道理其实哪个都懂，就是放在自己头上，有时间犯糊涂。我听了方老伯的话，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方老伯人好啊！这恩情我一辈子报不完啊！他
不放心，亲自把我送出山。就这样我跟着一班宁远师傅到了广西的富川县。那里有个叫香炉脚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做石匠。石匠这个活说难做又难做，说容易做又容
易做，技术虽然有一点，主要还是靠劳动力。我在富川主要就是修渠道、修石桥，那个事情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做得蛮好。
富川这个地方瑶民多，香炉桥就是一个瑶家寨子，这里有一家姓盘的瑶民，就是我后来的岳父，他家有六个女儿，没得一个崽。这个瑶家的女子，长得都蛮客气，长
相好身材也好，我岳父家几个大女儿都嫁出了，只有一个小女儿，小时候出痘子（天花）没有养得好，落了一脸的麻子，还没有嫁出去，那时候村里人都喊她盘麻
妹。我在香炉桥做石匠，做了有那么久时间，有一天，村子里一个人找到我做媒，问我在老家成没成亲，我想起已经永远不可能回道县了，就说家里穷，娶不起老
婆。她又问我愿不愿意招郎到盘麻妹家。当时我们这喜人在外面做手艺，人家都喊我们流窜犯，心里确实想个家。盘麻妹我原来也认识，脸上虽然有麻子，但是人
好，又年轻又能干。比我要小10多岁，特别她家是贫农，我这一辈子吃亏了就吃在成分高，想起招郎到盘麻妹家，就是贫农了，这一辈子就不会受人的气了，所以
就答应了。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告诉了人家，我们家是富农。我岳父讲富农不要紧，只要人老实就好。就这样我们就到他们公社，叫做福利公社，现在叫福利乡，办
了一个手续，招郎到了她家里。本来想，这一辈子就安安生生在香炉桥过了，没想到命运捉弄人，1970年农历1月份，刚刚过完春节，农村里搞大清查，富川县
下来好多干部，搞“一打三反”运动 ，结果把我给查到了，说我是外逃的四类分子，抓了起来，后来又说是收容，遣送回道县。
当时我很想不通，为什么地富家的女人嫁给了贫农，可以改成份，就是我原来的老婆嫁给了贫农也变成了贫农，而我自己招郎到了贫农家，怎么还升了一级，从子弟变成了分子。
送回县里以后，大队上的路上，走到葫芦岩渡口，上了渡船，肖老六讲：“这个家伙带回去作不得用，只会给生产队添麻烦，干脆在这里沉了河算了。”当时我被捆
到起，心里想这回死得成。搭帮（幸亏）那个架船的船老板讲：“搞不得喲，现在不准乱杀人了。搞起来要负责的哦。”肖老六讲：“大队上的事，关我个屁事，我
给他负这个责。”就这样没有杀我，把我带回了大队。
回到大队以后，那个日子才叫做难过喲！过去是把我做四类分子子弟对待，现在完全就是做四类分子对待。对我进行了批斗，勒令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我原先的
老婆早就带着我的三个女儿嫁给了我们大队的贫协主席李四能，家里的东西，值钱的早就抄光了，不值钱的都带到李家去了。我当时真的是上无片瓦遮雨，下无寸土
立身，这不是形容，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生产队退了一间房子给我住，比个牛栏好不了多少。可以说是做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特别是我原先的
那个老婆，看见我老远就打转身，我的三个女儿都不理我，要跟我划清界限。有时间我远远地看着她们的背影，想死的心都有。你说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味
道？我拼死拼活从那个杀场上逃出来做什么？还不如让他们一到砍了，下到窖里好。
幸亏这个时候，我老婆，就是盘麻妹，你喊她麻婆没关系，她不生气，从前我们队上的都喊他麻妹，现在老了，都喊她麻婆，她从富川挺着多大的大肚子，跑到道县
来找我。本来我们大队是不接受她的，但是她有公社的证明，又是贫农，就接受了。我这个老婆好啊！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本来我被遣送回道县以后，我岳父劝
她，算了，再找个人。她不肯，跟屋里闹翻了，跑来找我。那个男人家打光棍的日子你没有过过，那就是个地狱。有了个女人家，那屋里马上就变了个样。我劳动力
还是有啊。不怕吃苦，麻妹她也是从小做惯了的，会过日子，接着又生了个妹子，我们慢慢地又把这个家搞得像点样子了。其他那些事情就不用讲了，当时那个情
况，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
1971年9月份，我们区修永泉河坝，就是在甫石塘那里，像一个拦河坝，把蚣坝河拦起，解决我们杨家乡这一带的水利问题。我们是受益乡，要派工，生产队就
把我派去了。因为我有石匠手艺，安排在永泉渠修石渠。当时上头出了一件大事，这个事你们都晓得的，就是林彪叛国投敌。刚开始哪个都不晓得，我们农村大概是
年底传达的，我们是四类分子不传达，所以不晓得，只晓得又出大事了。那个形势紧张得不得了。比67年杀人时还要紧张。每一次，上面出一次事，农村里就要抓
一次阶级斗争，我们就要遭一次殃。我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又经历过那么多事，这一点看得很明白。当时工地上、村子里谣言四起，说又要杀四类分子了，四马桥公
社麻湾大队一个地富子女，跟我一样也是刮“杀人风”的时候跑出去的，1971年回生产队，被大队民兵营长用锄头活活打死。
听得这些话，嚇得我通晚通晚睡不着。这时候，我老婆从家里跑到工地上找我，说听得村里的人讲，又要杀我了，说上回没杀成，这回一定要杀掉。又说大队上派人
到县里买铁丝去了，说我学了剪刀法，索子捆不住，要用铁丝捆。
（笔者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消息不十分准确。当时大队上有没有人喊要杀肖维仁呢？有。但那绝对不是大队上的意思。大队上也确实派人去买了铁丝，但那是生产和修水利上要用的，绝对不是买来捆人的。）
反正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当时想，不能坐在屋里等死，必须马上逃出去，到时候想逃都逃不出去了。我把这个想法跟老婆讲了，她这个人头脑比较简
单，说逃就逃，我们一家人一起走。我本来想要她带着孩子会富川娘家的，她不肯，说死也要死在一起。我一想，她这一回富川，又会成了人家屋里的人，又是生离
死别，也舍不得。就说一起逃就一起逃吧。反正她们家是贫农，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估计还不会杀她。
为了逃跑，我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叫我老婆先回队上去，不要惊动队上的人，悄悄地做好准备工作。然后我在工地请了一个假，说是回家取口粮。跟我老婆约好了
在村子外面会面，反正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两个包包，一些换洗的衣服，带着小孩子，一起逃走了。因为害怕有人来追，我们特地绕道野鸡铺，从江华那边走
的。因为麻婆是瑶民，江华那边是瑶山，走起来也方便些。从那边到了广西，我们在柳州落了脚。在这里靠割马草，就是马吃的草，和捡破烂为生。后来又到了岳州
（岳阳），在那里砍芦苇为生，还拖过板车，都是下苦力的事。只要能赚到几个钱，把一家人养活了就好。
到了84年，听到道县搞平反，我就带着一家人回来了。现在这个反是给平了，但是好多事情搞得不合理……总而言之，上面这些人还是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你，比方
说我们找地区的一个领导反映情况，我几次找打他反映杀人夺妻的问题。他听得不耐烦了，说：“你总讲杀人夺妻，杀人夺妻。那好，现在我们叫李四能把老婆还给
你，你要不要？”你看看，这是什么话？你叫我们这些人怎么讲话？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殷石海，女，四川广安人，54岁（1986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许多，头发已经花白了，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不难想
见，丈夫被杀以后，这么多年来，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她是四川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川音。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是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
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来，常常半夜里惊叫着吓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关在笼子里，看着身边的
人，一批一批牵出去杀，那心里是什么滋味！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着老杨一起去了……
说着，她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说句实在话，在道县采访期间，我最需要但又最害怕做的事就是采访遗属，每一次采访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叫人透不过气来,就象被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直视着内心的最深处。虽然说都是他人的痛苦，但其巨大的份量和深刻的现实性，叫你无法不学会永远地感受人类共同的悲哀。
我们只能不停地安慰她，希望她能走出阴影……余生无几，自己千万还要保重！
我丈夫叫杨天逊，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有从政，也没有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而是回了自己的家乡道县——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
当过县立中学的教导主任。老杨这个人比较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因为他会画画，别人请他画毛主席
像。那个时候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地画了金光。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革命群众看来看去看出了问题，有人说，那不是金
光，是箭头，是反革命的毒箭要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糟了!把他揪了出来，批判斗争。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楚？老杨据理力辩，还
举出了好些例子进行对比，总算没有把他定上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只是把他作现行反革命他子论处开除公
职，遣送回乡劳动改造，这已经是很宽大的了。要是定了恶攻罪就要判刑劳改，起码是10年。不幸中的万幸，我和孩子们虽然受了一点影响，但没受太多的影响，
仍然留在县城里。现在看来，要是当时定上恶攻罪就好了，判了刑，抓到牢里，就不会送回去被杀了。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霖铺公社达头山大队。祥霖铺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老杨被遗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我很担心
他，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不知道吃得消吃不消。1967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几个月不见，他变了好多，老了好多，尤其是黑了好
多。才四十来岁的人，就鬓发花白、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胡子拉渣，看上去起码五十老几了。但是精神还好，他说，要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首先要过好劳动关。
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学会好多农活，要我们不要为他担心，他会照顾好自己的。老杨是个细心人，虽然一个人生活，但屋里还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那个忠字
台，按照道县统一的要求，上面是贴一张毛主席的宝像，毛主席像下面是红色腊光纸剪的一个“忠”字，两边贴上一幅对联，一边是“翻身不忘共产党”，一边是
“幸福不忘毛主席”；忠字下面，用两根木楔子打进墙里，挑一块小木板，上面摆四本《毛泽东选集》和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老杨都做得精精致致。因
为是吃过一次亏的人，就更加小心，老杨家出身地主，他怕别人从“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对联上找出毛病来，特诚意换了一副“毛主席万岁！共产
党万岁！”我看到这些，心里也稍微安了一点，因为我不是农村人，不要出工，就想利用这个暑假在这里好好照顾一下他的生活，怕他把身体搞垮了。
记得8月27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抓紧时间躺下来休息一下。为了改造思想，老杨出工连草帽都不戴，浑身晒得像烟熏的腊
肉，而且总是出工走在第一个，收工走在最后一个，有八分力干十二分的活。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拼着命硬撑着的。刚睡，村子里突然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因为
从县里来，消息比他灵通些，就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因为干了一上午的活，比较累，他躺在床上有些懒洋洋地说：“哪
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对象不是我们这种人。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劳动，不乱说，也不乱动，就不会有事的。”话还没说完，
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走了。老杨被押走了，我和小孩子都吓呆了，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小孩子吓得直哭，我赶紧叫他们千万不要哭，正在惶惶
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不说把我们也拖走了。
我被押到离祥霖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小学校里，和老杨还有许多人一起被关在一间由教室临时改成的牢房里。里面很热，人又多，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很
多人都是从田里被捉来的，一身泥水。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被命令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
我丈夫，他刚出门，就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击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
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朵边绕来绕去。我抬头去看，门口一个拿马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吓得连忙低下头，因为怕哭出声来，
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据查，杨天逊死前说的那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犯了什么罪？”这个问题把祥霖铺的民兵肺都气炸了，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还不知道？还敢来问我们？于是民兵营长杨景信就砸了他一砖头。）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十几个人，由于有老杨这个榜样在前面，其他的人再没一个敢说一句话，都被拖到离学校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了。又过了两天，又叫出去三十来个，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
那几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的，老杨被杀我都不知道悲伤，只知道害怕，怕得要命，白天晚上一刻都合不上眼，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吓得我心跳到嘴里。我拼
命地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逊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请他们调查，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
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讲多了，他们凶得很，我自己也说得没意思了，就只好闭上嘴巴等死。
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三十来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悄悄地说：“听哩，天老爷都在哭啊！”
我原先是不信命的，从那以后就变得迷信起来。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命”，我们是命中该有此一劫！
由于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三十多人之后，没来得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
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马上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
些人的眼睛都是紧闭着的，照理说无辜被杀，应该是死不瞑目，但他们不是，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都不敢看。押我们的民兵发给我们每人一根油茶树木
钩，命令我们把尸体拖进塘边的一个土坑里。又在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黄土，就算了事了。
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她丈夫是这一批被杀的，她一见到她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要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6950部队的人到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就这样得救了。只有一个星期的
时间，我就老了20岁不止，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成人形。出来以后，我就停经了，吃了好多药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地恢复了，但是整个人的身体却完全垮了。
（段女士的记忆在这里有一点误差，据我们了解，剩下来的这些女人，当时并没有要杀的打算，而是准备作为胜利果实分配。大队领导已经发下话了，要那些贫下中农中没有成家的老单身公，想找老婆的，自己打主意。）
下面笔者将祥霖铺公社达头山大队文革杀人事件概况作一番粗略讲述。
达头山村位于道县至江永的公路旁，距祥霖铺镇不过数里，山青水秀，交通便利。该大队417户1350人，文革杀人时期，有31户43人被杀，1人自杀。
44人中，男34人，女10人；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17人，四类分子子女25人，贫农1人，教员1人（即前文提到的杨天逊）。
话还得从苑礼甫副区长身上说起，非是笔者老拿他说事，实在是他身上事太多。前文说过，苑副区长1976年8月26日接到蒋公安助理员从营江打来的电话后，
决定将集中在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派下去，打一个突击，补补火。26日晚，召开了干部会，定了大盘子。27日一大早又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会上苑
副区长说：“全体民兵同志们，今天你们就要离开上渡的贫下中农，回到自己原来的大队去，到新的战斗岗位上去，执行新的任务。你们回去之后，第一，要抓革命
促生产搞好‘双抢’；第二，将你们那里调皮捣乱的地富反坏右杀掉一批……越快越好，三天内完成任务，三天后到上渡会师，评功表彰。”上渡民兵指挥部指挥长
黄尚森也作了重要指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我们贫下中农，一切由贫下中农作决定，你们回去以后，先挑跳皮的杀几个……注意掌握阶级路线，只准杀四类分
子，不准杀贫下中农。不要杀乱了。”
上渡民兵指挥部是祥霖铺区民兵的总指挥部和全区各大队武装基干民兵的集结点，根据祥霖铺公社武装部的指示，当时达头山大队抽调了一个武装连16个人到这里
参加训练。这16人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天甫、民兵营长杨景信、大队治保主任杨延晶、文革主任杨角阅、团支部书记杨角红等人，实际上就是达头山大队的权
力核心。他们带着“上级的指示”火速赶回大队，一路之上，边走边议，拿出了一个先搞掉6人的初步方案。回到大队，马上召开党员、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会议由杨角阅、杨景信主持，杨延晶传达了上渡会议精神，并宣布在上渡摸底的杀人名单。与会的党员、干部非常亢奋，纷纷表示“上级的指示来得太及时了。”
“早就该这么干了。”支部书记杨天甫说：“过去我们太右倾，太保守，这一回我们一定要搞他个后来居上。”
会上，各生产队搞了一下平衡，又增加4人，拿出来一个10人名单。
会后，各生产队党员、干部火速赶回去通知群众午饭后到小学校操坪开会。群众大会由民兵营长杨景信主持。支部书记杨天甫在会上讲话说：“这一回，对于跳皮的
我们不是要杀一两个，而是要杀一批。”之后，参加会议的公社团支部书记李顺运也讲了话：“地富反坏要翻天，反革命组织要杀我们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我们
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闹革命的时候到了！”
接着治保主任杨延晶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杀人名单，边宣布，民兵边捆人。这时候，群情激奋，群众边喊口号边打人，当场打伤16人，于是第一批被杀的人自然而然从10人又扩大为16人。
这16人当即由民兵押到鸟仔塘边，用步枪和鸟枪打死。杨景信亲手用步枪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杨天逊、杨景甫。杨景信把枪口顶着杨天逊的后脑勺时说：“你犯了什么罪，自己还晓不得？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就要砸烂你的狗头。”
第二天上午，杨景信又指派基干民兵杨景珠、杨角红、杨延彪等人赶到祥霖铺铁木社，把在那里做工的漏网地富子弟杨景浩抓回来，押到公子山执行枪决。
29日上午，大队再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杀二批。会议由杨延晶主持，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杨万忠列席会议。支书杨天甫讲过开场白后，李顺运说：“现在其
他地方地富都杀得差不多了，你们大队落后了。再有三天不杀，就不准杀了，看你们大队如何安排？”李顺运讲完，杨天甫叫各生产队报名单，大队会计杨角仲负责
登记，一共报上25人，决定全部“判处死刑”。
当天下午在小学校操场再次召开群众大会。这一回，来了个角色互换。杨天甫主持会议，杨延晶宣布开会。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名堂，公社宣委杨万忠照样列席
会议，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照样作重要讲话。杨延晶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死刑”名单后，民兵杨景珠等人就到临时改为监房的小学校教室里把一干
人犯提出，押到鸟仔塘边，这一次为了节约子弹，用鸟枪和马刀处决了。
杀人的时候，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炸雷一个接一个在头顶炸响，震得人头皮发麻。李顺运心里不踏实，害怕天下大雨，民兵活干得粗糙，冒着倾盆大雨，一个一个
仔仔细细验过尸，发现地富子女杨角境和杨田梅还没断气，又亲手补了刀，这才放心，一身被淋得像个落汤鸡。
9月2日下午，大队文革副主任杨角相通知召开党干会，商量重要问题。治保主任杨延晶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判处杨锡才的死刑”。那么多人说
杀就杀，一句话的事，为什么杀杨锡才如此慎重其事，开专题会讨论呢？原来杨锡才与前面所杀的那些人有一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出身贫农。果不其然，杀杨锡才
的事，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异议：“四类分子杀了还不是杀了，可是杨锡才是贫农呀！”杨角相说：“贫农就杀不得？杨锡才是一坨毒，那些杀了的四类分子哪一个有
他调皮？不杀了他以后我们大队干部还有威信？”又有人提出：“现在47军已经进驻了，公社也来了通知，不准再杀人了，谁杀谁负责。”杨角红说：“不杀他，
我们大队就没人可杀了！杀了他，我负责，要坐牢我去。”
在杨角红、杨角相等人的坚持下，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通过杨锡才的死刑判决。
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定性”，杨角红亲自带队把杨锡才喊出来，一索子捆了，用鸟枪杆子猛打，一边打一边问老不老实，认不认罪。杨锡才晓得场合不对，跪地求饶。杨角红冷笑道：“你现在晓得老实了？早干什么去了？”与另一个民兵，用鸟枪将杨锡才打死。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头
白芒铺公社的杀人动员会召开得晚一点，（1967年）8月25日才开，为了赶上进度，开完会，当天下午又派出一批公社干部以“特派员”的身份，下到各大队
督促行动。派到竹山大队的特派员是公社会计左昌琪。左昌琪是白芒铺公社红联的头头，又是全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据说他可以一字不错地背诵“老三
篇”
和500多条毛主席语录。左昌琪到了竹山以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和民兵骨干开会，贯彻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但思想没有统一起来，个别大队干部对杀人问题存
在保留意见，例如大队支书柏富璋就认为：大队上这些四类分子可是可恨，但是还没有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左昌琪看到这个情况，觉得还是应当尊重大队干
部的意见，没有强行使用“特派员”的权威，要求大队一定要杀。回到公社以后，他发现，派下去的几个“特派员”，只有他一个人是空手而归，特别是公社妇女主
任何茂娥到新铺大队去督促行动，一家伙就消灭了34个“阶级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受到公社领导的重点表扬。左昌琪感到非常没有面子。过了一天，8月
28日，左特派员再次来到竹山大队。鉴于上一次工作没有打开局面的经验教训，这一次他要求召开大队支委扩大会议，不但大队支委参加，生产队主要干部、民兵
骨干、贫协委员，还有造反派头头（“红联”的基层组织）都参加，上次大队干部会上唱反调的几个家伙立马成了绝对少数。会上，左昌琪讲：“革命的贫下中农同
志们，今天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心情参加这个大会，心情无比激动。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跟贫下中农同志们当小学生
的……前一段，我们竹山大队抓革命，促生产，促备战，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和别的大队比，还是落后了，大大地落后了。……据我们了解，你们这里的阶级
斗争还相当复杂，阶级敌人的活动十分嚣张，但有些同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被阶级敌人的假象迷惑了，看不到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像柏××这样的‘杀、关、
管、逃’对象
，你们对他居然吊以轻心，以为他们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旦让他们复辟成功，首先要掉脑袋的就
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千万不能对他们心慈手软。不然要吃大亏，上大当的。”
他的话刚一落音，下面早已安排好的人就带头喊起口号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坚决镇压！”
这时与会的干部纷纷表态，要杀！一定要杀！不杀不行！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特别是前两天开会时持保留意见的人叫得最凶。
其实这几个人提保留意见，也不是觉得地富不该杀，而是觉得要杀要由政府杀。现在，“政府”三番两次派人来，再不杀，犯一个阶级立场的错误，就太划不来了。
大队支书柏富璋请左特派员指示杀哪些人。
左昌琪说：“这个问题，公社不表态，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大力支持。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坏东西哪个劣，哪个最劣，哪个次之，贫下中农看得最清楚。”
其实杀谁不杀谁，对左昌琪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竹山大队一定要有行动。另外，据说他还有活思想，就是对何茂菊的那种搞法有看法，认为杀人不是越多越好，
特别是连吃奶的毛乃崽都杀也太过分了，应对把握好党的政策界线，把罪大恶极的杀他几个，达到震撼阶级敌人的效果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定名单的时候，定了一个只杀两人的小名单。
这两个人就是本故事主人公柏元瑛4姐弟的父母地主分子柏××和他的老婆。
要说竹山大队对四类分子（及子女）没有采取措施真的太冤枉他们了。25号到公社开过会，大队就已经安排专人把四类分子（包括子女）看管起来监督劳动了。柏
元瑛的父母还在田里割禾，被几个民兵叫上来，一索子捆起，拖出去就杀掉了。接着是抄家，农具、粮食、牲猪、鸡鸭等“浮财”缴获归公，几间稍微好一点的房子
上了锁打了封条，留了一间最破的房子给柏元瑛姐弟住。当时柏元瑛17岁（实际是16岁，道县的习惯，男人讲实岁，女人讲虚岁），大弟柏元政12岁，二弟柏
元潭8岁，小妹妹5岁。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不是悲伤，而是怎么活下去。人要活下去首先就得吃饭。柏元瑛这个姑娘胆子大得上得天，换了别人早就嚇得躲在
家里连发抖都不敢，她居然找到生产队要求借支谷子，当时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的劳动成果一般由生产队统一管理，定期分配（分红），但遇
到紧急需要还是可以提前借支，结果被生产队一通臭骂轰了回来。回到家里，柏元瑛坐在灶屋里看着冷火秋烟的灶台，两眼发直。大弟弟柏元政半懂事半不懂事，看
到老姐这个样子，悄悄地走到跟前问：“不会杀我们吧？”
也许正是这一问促使柏元瑛下了最后的决心，逃，必须马上逃出去，不能坐到屋里等死！她把墙角上一堆抄家剩下的红薯洗干净做一锅煮熟了，招呼弟弟、妹妹饱饱
地吃了一顿，把剩下的几个红薯放在一个篮子里装好。天黑以后，她悄悄地溜出家门，四处看了一看，发现没有民兵站岗，连忙溜回家里，点亮了油灯，开始紧张地
收拾行李。
正是破家值万贯，刚刚抄过的家，看上去好像家徒四壁，真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桌椅板凳、煮饭的鼎锅、煮潲的铁锅、做酸咸的坛子、装米的
缸……这都是父母一滴汗水甩八瓣置办下来的，柏姑娘心里好舍不得啊！但是舍不得也没有法子带得走。柏姑娘只好把一床被盖、几件衣裳、一个搪瓷口杯、一个铝
盆子……还有装着红薯的竹篮子，装进箩筐里，又把两床草席子卷紧了插到箩筐里，看了一看，发觉碍事，想了一阵，又取出来，原自铺在床板上。最后，她把父母
生前留下的几十块钱，悄悄地从灶尾的墙缝里抠了出来，贴身放好了，然后招呼大弟弟柏元政牵着小弟弟柏元潭，自己把小妹妹放进另外一只箩筐里，拿过那根父亲
生前用过的扁担，一旦挑起，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
村子与后龙山中间有一片菜土，那是队上人的自留地，各家各户用麻古（石头）垒起半人高的墙作为篱笆，围住自己家的那一小块，从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不通过村
子里面绕到村子外面的那条大路上去。这是柏元瑛心里盘算好了的逃跑路线。4个兄弟姐妹屏住呼吸，嚇心嚇胆地贴着石头矮墙溜到一条小路上，绕出了村子，看到
四面没有一点动静，这才稍稍地喘了口气。路过村外的水塘边时，柏元瑛捡起一块石麻卵古（鹅卵石）扔进了塘里，表示了与这块带给她太多血泪、屈辱和不公的土
地的决裂。按照道县人的讲法就是，表示再也不回来了，要回来，除非石头浮出水面。然后带着弟弟，挑着妹妹飞快地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之中。
（柏姑娘不知道，这时奉命前来制止杀人的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道县，刚刚召开了各公社的电话会议，制止杀人。公社根据6950部队电话会议的精神，
通知下面各个大队，不准再乱杀人了，关押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都放回去算了。听了公社的通知，大队就把民兵撤了岗。不然的话，柏姑娘插翅也逃不出去，
就算是逃得出大队，也会在其他地方落网的。）
一路上，4姐弟也不讲话也不晓得害怕，只晓得快走快走，离村子越远越好。
天麻麻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按照计划赶到了姨妈家。姨妈已经起床了，农村人讲究早起三朝当一工，白天生产队要出工，煮饭、煮潲、打理自留地，或干点家里的其
他活计靠的就是这一早一晚的功夫。看到侄儿侄女这个样子突然来到，姨妈心里大约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问：“你爸爸、妈妈呢？”听到姨妈这么一问，柏元瑛禁
不住哭了起来，弟弟妹妹看到姐姐一哭也接着哭起来。哭声把姨妈吓坏了，厉声呵斥道：“哭什么哭？赶快莫哭了，想找死啊！”4姐弟连忙收住了哭声。接着姨妈
连声催他们：“快走，快走！我这里呆不得，你们莫来害人！”柏元瑛吃惊地睁大了含满泪花的眼睛，看着姨妈冷若冰霜的脸，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平素和蔼可
亲的姨妈吗？因为竹山大队杀人比较晚，别的大队都已经杀了，这里还没有动手，柏元瑛的父母听到别队杀人的消息，对自己的命运有了估计，悄悄地交代过柏元
瑛，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要柏元瑛带着弟妹到姨妈家去躲一阵子，因为姨妈家是上中农，估计不会杀到他们那里去，所以柏元瑛带着弟妹冒着杀头的风险逃过来
了，没想到姨妈连门都不让进，柏元瑛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她叫了一声：“姨妈——”姨妈说：“你不要叫我姨妈，我不认得你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
么好说？柏元瑛只好带着弟妹离开了。
等他们走出了村子，姨妈从后面追上来，给他们送过几个粑粑，叫他们赶快回家。可是，这时候柏元瑛性心里充满了对姨妈的怨恨之气，不知道为什么，她恨姨妈甚
至比恨那些杀自己的父母的人还要恨。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拒绝了姨妈的粑粑，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太年轻了，生活得也太闭塞了，晓不得世事的厉害。她只想到姨
妈的绝情，没想姨妈的难处，在那个场合之下，别说姨妈家是个上中农，就是个贫下中农也不敢收留他们。上中农是中间派，拉一拉可以过来，推一推就会到了阶级
敌人那一边，在当时的农村里，阶级斗争的风一般是不刮这种成分人家的，但是你自己必须好好表现，靠向贫下中农这边，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吃酸菜喝稀饭，不会有
人无事生非找你的麻烦，倘若屁股坐歪了，上纲上线批判斗争不是什么稀罕事，弄得不好以阶级敌人论处，那就真正地危险了。姨妈也有崽女，姨妈也怕死呀！
柏元瑛呀柏元瑛，你实在是应当再求求姨妈可怜可怜你们，帮帮你们，哪怕是帮着指条活路也好啊。老辈人毕竟经历得多，见得也多呀。
柏元瑛挑着妹妹，带着弟弟扭头一走，从此流落街头，乞讨为生。
柏元瑛已故，她的两个弟弟柏元政、柏元潭当时年纪尚小，对这段乞讨生涯记不太清了，唯一记忆深刻的是：“老姐脾气大，脸皮薄，讨饭张不开口，每次都是靠我们两兄弟在外面讨回吃的来。一个5岁的妹妹，带在身边，实在养不到（活），老姐没有其他办法好想，只好把她送人了。”
但是乞讨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柏元瑛这样十六、七岁的姑娘尤其如此。杀人风之后，道县出现了一次结婚高潮，大量因贫困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迎娶被杀人家的
妻女，对于这些女人来说，这无疑是当时几乎唯一的出路。有人发现柏元瑛这个叫花婆人又年轻长得又乖，就来给她做介绍。柏元瑛本人大约也明白，这就是她的
命。她对介绍人说，嫁人可以，对方条件差一点也可以，但是第一成分不能高，她这一辈吃这个亏吃的太大了；第二要把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一起带过去。第一个条
件好说，成分高的不杀就已经宽大处理了，还给他们讨老婆，那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提出来，敢娶她的人恐怕就不会太多了。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富人家
未成年的小孩被杀，部分原因是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讨个女人进屋，不能再带一张嘴进来，那个日子就太作难了，何况还要带两张嘴进
屋呢？幸亏她本人条件还可以，又不择男方的条件，这还有一点点回旋的余地。终于红岩公社神仙头大队有一个30来岁的贫农老光棍答应了柏元瑛的条件。柏元瑛
就带着两个弟弟嫁了过去，姐弟三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窝。
但是问题还是出在两个老弟身上，柏元瑛的丈夫若不是条件太差也不会娶一个叫花婆，更不会允许她带两张吃饭的嘴进屋。柏元政、柏元潭虽然自己能干活，并不是
完全吃空饭，但一个12岁一个8岁，还是要人养。更要命的是生产队不同意给他们分配口粮。生产队的做法也没得什么好讲的，只听到娶个寡妇拖个油瓶子，几曾
听到娶个大姑娘带来两个小舅子，要是给两个小舅子分配了口粮，以后哪个人家娶媳妇把岳父岳母都带来了，生产队怎么办？柏元瑛的丈夫家庭生活本来就困难，这
一下子就更困难了，本来一年到头吃红薯喝稀饭，现在喝的稀饭泼到地上狗都撵不到。本来是想因陋就简，讨个便宜老婆，可现在看来这个老婆一点都不便宜，所以
千方百计地要把两个小舅子赶出门去。而柏元瑛嫁给这个丈夫已是满肚子委屈，若不是为了两个老弟，以她那个脾气，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答应，所以拼死
拼活地护着两个老弟。双方为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经常吵嘴打架。本来，柏元瑛的丈夫好不容易讨到一个年轻堂客，把脸一洗，头一梳，穿一件稍微像样的衣服，
把一个村的女人都比下去了，心里好不得意，对柏元瑛也十分疼爱，但是这样一来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又都犯了，吵起架来，抓着柏元瑛做死的打。
柏元政看到姐姐打得作孽，就跟姐姐说：“你留在这里算了，我和弟弟两个人原自出门讨饭。”照说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柏元瑛留在夫家日子要好过一些，
柏元政、柏元潭出去讨饭，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回姐姐那里，有个退步。但是，柏元瑛一把抱住两个老弟，嚎啕大哭起来：“我答应了父亲母亲的，一定要
给我们柏家保住一根香火……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跳河死了算了。”
日子在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中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只要不把两个老弟赶出去，柏元瑛什么事都能忍，只要能够把两个老弟养大成人，柏元瑛什么苦都能吃。大约过了
一年多两年，老矛盾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柏元瑛肚子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女人不能生崽，那还算什
么女人？农村里讨老婆，不是买张画挂在墙上看的，第一要紧的是生儿育女，第二要紧的是干活过日子。柏元瑛两条一条都不沾，还惹得大队上那些绿头蝇子围着
嗅，叫夫家的人如何想得过，都骂她是个扫把星背时鬼，生来就是带着一股潲气。柏元瑛，还有柏元政、柏元潭的日子更加难过了，一天到晚不是挨骂就是挨打。
柏元政、柏元潭说：“我那个姐夫打起姐姐来，哪里是打老婆，就是打阶级敌人。那一天，晓不得什么事，姐姐又惹他发了宝气，把姐姐打得吐血，躺在床上动不
得。我们两兄弟嚇得躲了出去，要是我们留在屋里，还会打得更厉害些。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姐姐已经死了。她一时想不通，上了吊。她就是太要强，不认命，她要
我们凡事要多忍些，到头来还是她自己忍不住了……”
（老子曰：“满牙不存，舌头犹在。”信夫！）
姐姐死了，姐夫家当然呆不下去了。柏元政、柏元潭再次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好在有过上次讨饭的经验，两兄弟倒没有感到走投无路。正好当时道县最大的水利工
程上坝水库上马，由桥头圩到上坝工地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砌了几十栋大工棚，几千人马云集于此，有受益区、社派来的民工，还有外面请来的工程队，轰轰烈烈，
声势大得很。由于是重点工程，除了生产队自带钱米外，县里还有钱发、有粮食补贴，在这里讨口吃的比农村里容易多了。工地上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指挥部下
面编成营、连、排，以连为单位开火吃饭。柏家两兄弟讨饭来到工地上时，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饿得两眼发绿。有一个连队的伙头师傅，人老心慈，看到两个小
叫花子饿得可怜，大发慈悲，打开蒸笼，取出两钵子饭，又打了两份菜给他们吃。这是柏家兄弟有生以来吃得最好、最香、最饱的一餐饭。多年以后，他们还是想不
明白，这餐饭为什么就这么好吃，吃下去，身子马上就暖和了，一股暖流从胃部向四肢流去，浑身上下通体通泰，无一处不舒坦。柏元政、柏元潭说：“当时那个感
觉，就是马上要我去死都做得。”从此两颗幼小的心灵认死了上坝水库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死也要死在这里。吃饱了饭以后，柏家兄弟连忙帮着大师傅干起活来。
伙头师傅看到两兄弟人很乖巧，手脚勤快，做事熨帖，心里蛮喜欢，但是长期留他们在这里吃饭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收工的时候，他把这个情况跟连
长讲了。连长斜着眼睛望了两个因营养不良长得又黑又瘦的孩子，问了一句：“挑得担子起啵？”柏家兄弟连声回答：“挑得起，挑得起。”连长丢给柏元政一副簸
箕扁担，递给柏元潭一把锄头，带他们上了工地，一看，两个乃崽小虽小、瘦虽瘦，还真有一股子干巴劲，柏元政挑担子当得大半个劳力，柏元潭虽然小了一点，但
干活不惜力，打杂没问题，就说：“那就留下来吧，饭可以管饱，没得工分。”柏家兄弟听得饭可以管饱，恨不得跪下来，跟连长磕头。就这样，柏家兄弟在上坝水
库工地上安下身来。此后多年，他们都在上坝水库打工吃饭，一直没有离开这里。
1984年，道县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柏元政、柏元潭听到消息，回了离别18年的老家。正所谓山不转水转，石头不转磨子转，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离开的的姐
弟4人，回来的时候光棍两条。这一年柏元政30岁，柏元潭28岁。柏家原来的6间房屋，早已拆毁，家具财物，抄没一空，名副其实的上无片瓦遮天，下无寸土
立足。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对他们非常同情，在工作组的大力督促下，竹山大队给他们分配了责任田和柴火山，工作组也按照政策及时地给他们发放了
人头费、建房费、财产赔偿费，帮助柏家兄弟把家安下来了。对此，柏家兄弟感激涕零。
柏家兄弟对笔者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把家安顿好，如果搞好了的话，他们想把姐姐的坟从神仙头移回来，埋到柏家祖坟里，无论如何不能把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丢在外面。
柏元政说：“当年姐姐把一块石头丢到塘里，说要等石头浮出水面，她才回家。现在那口塘早就干掉了，农业学大寨那会改成了田，可是姐姐却没命回来了。”
采访过柏家兄弟，回县城的路上，在汽车剧烈的颠簸中，我的心中涌出一首歌来：
石头已经浮出水面了，
老姐呀，
你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的双眼早已望穿。
把油亮亮的腊肉放进背篓里吧，
把甜滋滋的米酒灌满竹筒里吧，
把香喷喷的粑粑包进荷叶里吧，
披着都庞岭的霞光，
穿一身花花绿绿的衣裳，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石头已经浮出水面了，
老姐啊，
你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的双眼早已望穿。
回家的路险哩，
你的脚步千万要踩稳啦；
回家的路长哩，
你的肚子千万要吃饱啦；
回家的路弯哩，
你的眼睛千万要看清啦。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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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羊狼二世 提供以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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