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道县大坪铺农场文革杀人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而引发的。1967年8月下旬，整个道县农村已经杀得风生水起，这里还没有杀人。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曾经下放到大坪铺农村的老知青于××告诉笔者：“我们大坪铺垦殖场，属地区农垦局管，64年的是很，由农垦系统划归县里的，66年改
名叫大坪铺棉花试验站。我们当时下放到大坪铺农村，号名是农业工人，拿工资的，跟农村里的公社、大队不是一个系统，他们那里杀人管不到我们这里。但是由于
受到周围公社杀人的影响，当时我农村也是一片喊杀之声，但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下来，所以一开始没有行动，就像堆干柴，要等到有一根火柴把它点燃……”这根点燃干柴的火柴终于出现了，这一天，有革命群众在厕所里发现有人把一块毛主席语录牌丢在茅坑里，这一下整个农场炸了锅。把语录牌丢弃到厕所里，在当时
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起码犯有两项大罪，一是现行反革命罪，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其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掉脑袋。农场当权的造反派组织（“红联”）立即
组织专人进行追查。追查的结果怀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11岁的儿子干的。于是一个顺利成章的推理就出现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出于他的反动本性指示
他的小反革命儿子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牌丢进厕所里，发泄他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根据这个推理将谢志尚夫妻和他的小儿子关押起来严刑审讯。
谢志尚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中校军医，1949年被俘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当军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的军医上了朝
鲜战场，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复员退伍到湖南省衡阳市某医院当医生。1956年作为骨干医生到道县人民医院担任主任药剂师，支持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事
业。1964年“社教”中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大坪铺农场劳动改造。这样，谢志尚全家4口（妻子，一儿，一女）到了大坪铺，只有一个大女
儿叫谢淑湘的，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脚有点跛，已经出嫁，留在了县城。谢志尚的二女儿叫谢淑珍，当年（1967年）19岁，也是作为下放知青来到大坪铺
农场，人长得很漂亮，农场里有几个老职工曾向她求婚，但这姑娘心高气傲，都拒绝了，有些人因此怀恨在心，这也为她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谢淑珍看到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急火攻心，跑到场部，找到当权的造反派理论，为弟弟辩护，结果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场里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怎样处理这一起反革命恶攻事件，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革命家庭，这样猖狂，如果不进行坚决地镇压，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最后决定判处双料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全家死刑。
处死之前，几个早就对谢淑珍垂涎三尺的农场老职工，不失时机地对她进行了轮奸。
之后，将谢志尚、谢妻、谢淑珍，以及他11岁的儿子四人用索子捆在一起，系上一包炸药，塞进一口红薯窖里，活活炸死。
这件事情激怒了全县的下放知识青年，数百人组织起来，来到大坪铺农场，强迫杀人凶手扒开泥土，把谢淑珍的尸骨装进棺材里，并且披麻戴孝，抬着棺材游行到县城，要求追查事件真相，严惩杀人凶手。但仅此而已，之后便无下文。
谢志尚幸存下来的大女儿谢淑湘就是我们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的谢大姐。这个身患残疾、命运多难的柔弱女子多年来，拖着一双病残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
市、长沙市、北京市的有关政府部门，要为无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讨还公道。他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断地在坚硬的石基上，固执地叩响同一个
。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没了天理！你说的道理一千条一万条，她都听不懂，她总是不断地问着同一个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几千年的
老规矩，怎么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变了？她的丈夫，一个老实巴交的瓷厂工人，文化不高，能力也差，对妻子的行为虽然不完全理解，但能够默默无言地全力支持。这
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因为谢大姐不断地上访和告状更加生活困难。为补贴家用，没有工作的谢大姐在道县二中对面的长途汽车站摆了一个租书摊以为生计。这个租书
摊意外地成了一些遗属们进城办事或者上访告状碰头的一个地方，如果一定要说是联络点也可以。当然也因此成了道县公安和信访部门严密监控的地方。
在这个租书摊上，谢大姐认识了一个名也在这个汽车站附近觅食的街头少年。他就是笔者前面讲过的富田公社东阳大队的梁月明，文革“杀人风”中，梁月明一家五
口杀了三口，父亲梁先琅、母亲周平珠、娘娘梁先莲，剩下46岁的祖母和3岁不到的他，后，祖母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梁月明随继祖父改姓为蒋。蒋月
明在道江镇慢慢地长大，一个失去了父母关爱和管教的孩子，一个在类似贫民窟环境下成长的幼小生命，一颗聪明而又绝望的心灵，命运将会把他带向何方？蒋月明
成了一个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强盗”，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机缘或是什么人把他勾上了这条人生之路，但我知道人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孟曰性善，荀曰性恶，这些严肃的哲学命题面
对复杂的生命现象真的无可奈何。人生的路，虽然自己有责任，但命运也有安排。
谢大姐对蒋月明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待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并非不了解蒋月明的恶习，但不论别人在背后怎么说，她始终坚信不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
规正的。如果说蒋月明这一辈子也曾感受过母爱的话，那就是谢大姐给他的爱，蒋月明曾对人说过：“这个世界对我最好的只有谢大姐。”相信不是假话。
1985年3月，道县大屠杀受害者遗属中有80余人秘密串连，准备集体进京，集合地点约在县郊的水南村。就在准备动身的前一天，被道县治安大队一网打尽，
包括谢大姐在内的10多个为首成员被逮捕法办。谢大姐判了两年的劳教，实际上关了8个月。放出来以后，有人告诉她，蒋月明是公安局安排的“耳机”，谢大姐
坚决不信。
谢大姐和蒋月明时道县遗属中，除李念德之外，我最希望采访的两个人，但因着这个原因，我始终不敢靠近他们。对于谢大姐，我只是装做一个毫不相干的行人，匆
匆地走过她的租书摊，彷佛不经意地打量了她一眼。对于蒋月明，也是朋友远远地把他指给我看，我远远地看着这个堪称英俊的年轻人，突然感到，心头一阵酸疼。
2006年，我第三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听朋友说，谢大姐已经病故。蒋月明也如谢大姐生前所盼那样，完全走上了正路，据说他结过三次婚，或者是与三个女人同居过，有了一份小家业，开着一辆奇瑞牌的小轿车，过上了小康的日子。
第六十五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道县出了一个著名的“告状油子”李念德，他是道县遗属上访告状的一个领头人，一个桀骜不驯的麻烦制造者，笔者从与他有关的材料上看到：他曾经上书邓小平痛
陈道县文革杀人的76大惨案，曾经在国务院信访办的大门口贴出对联哀叹世道的不公，曾经在湖南省委的大门口拦住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的轿车告状……总而言
之一句话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家伙。
他的名字我来道县采访之前就已经听到过了，从一开始我就想采访他，但犹犹豫豫，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帮助我进入道县采访的朋友曾告诫过我，你可以关注李
念德家人被杀的案件，但千万不要轻易去采访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地方上对他的监控非常严，弄得不好，会惹出大麻烦的。但是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特
别是采访过很多同样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以后，我们的心又开始活络起来，总觉得不采访他，整个采访中国就有一个极大的缺憾。我们开始在一些场合下有意无意地
询问他的下落，委婉地提出有没有采访他的可能。一位对我们的采访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处遗工作组负责同志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现在就在县里，但是
采访他不合适。这个非常狡猾，很会钻政策的空子，到处告状，怎么安都安不下来。这一次处遗工作中，为了把他安下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县委县政府领导，
还有中央派来县里视察工作的周主任都出了面，亲自做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才安下来。现在去采访他，他这个人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如果引起连锁反应，
再次引发遗属集体上诉事件，我们负不起这个责来。”
于是我们打消了采访李念德的念头，人不能太不讲道义了。我们已经给处遗工作组的一些同志惹了不少麻烦，将来恐怕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千万不能再做对人不住的事。何况李念德一家13口人被杀的调查材料，我们手上都有，不一定非见本人不可。
十多年后，我第三次赴道县补充采访时，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与李念德不期而遇。这时他已娶妻、生子，并且令人惊讶地从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自学成材成了一名
律师。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忠孝节义之人。只是五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头白发不染一丝烟色，稍微让人有点吃惊。李念德告诉我：“脑壳
上的头发早在二十年前就白尽了。”交谈之下，令我大吃一惊地是，这么一个有名的“告状油子”对于他的家人被害的具体情况竟然还没有我一个外人了解得多！比
方说李念德状告刘代修、胡成位、何秀文等人确实是金狮庵村文革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但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该大队支书胡××比起他们来应付的责任一点都
不会少，只不过胡支书为人生性沉稳，不喜欢抛头露面罢了。细想一下，虽然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笔者曾采访过不少的遗属，在我的记
忆中，能够把亲人被害的情况说得清楚的人非常之少。
李念德是在大屠杀刚刚开始时逃出道县的，那一年他21岁。1967年8月某日，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镇，碰到初中时的一个同学周××，当时周××在道县一中读
书，告诉他农村里在杀四类分子了，要他提醒家里人注意一点。回家以后，他把这消息告诉了父母，当时寿雁和本公社（杨家公社）虽然已经开始杀人了，但消息还
没有传开，地富人家一般都不大可能知道。所以父、母将信将疑，但李念德本人属于四类分子子女中不太老实的那一种，在公社是出了名的，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就
跟父母提出来，想跑出去躲一躲风头。父亲不太同意，但母亲同意，说：“让他出去躲一躲也好，莫没整到我们先整了他。”父亲看到母亲这样说，觉得也有道理就
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念德揣着父、母给他的40块钱，离开了金狮庵村，到了祥霖铺。
刚到祥霖铺，迎面就碰到了祥霖铺公社武装部长魏永好把他叫住了：“念德，你来圩上干什么？”把李念德吓了一大跳，幸亏事先已经作了准备，还不至于太慌张，
就说：“生产队派我来圩上买豆种的。”魏永好说：“那好，我捉了两个猫仔，等一下，你买了豆种帮我带回去。”原来，魏永好就是金狮庵大队的人，跟李念德一
个村的，他捉了两只抓老鼠的小猪仔，想托李念德帮他捎回家去。李念德听了这才舒了一口气，连声答道：“好，好”。等魏永好到公社去拿猫仔，看到一辆去江永
的班车来了，连忙买了一张车票，跑到了江永县桃川镇。
当时桃川那里有十几人大队办的小砖瓦厂，烧砖烧瓦都是用柴火来烧，需要的柴火量很大，但上山砍柴时是一件蛮苦的差事，当地人一般都不大愿意干，主要靠一些
外地苦地方来的人在这里搞副业，砍柴卖。李念德年青力壮，有的是劳力，又不怕吃苦，就这里安下身来，在山上搭了一个茅草窝棚，靠给砖瓦厂砍柴为生。
李念德走了大约十天左右，金狮庵大队开始杀人。（1967年）古历七月十七（阳历8月22日），正是“双抢”大忙季节，李念德的父亲李光伟、母亲王满珍和
两个妹妹从田里收工回家，已经到了晚上8点左右，正在做晚饭时，大队突然召开全大队群众紧急大会，大队贫协主席刘代修、支部副书记胡成位等人带着大队的几
个民兵来到李家，叫李光伟全家参加会议，李家人饭也不敢做了，赶快熄了火，跟着到了会场。
会场设在村里的大坪子上，就是土改时李家被分了的李家大屋的前面。一到会场，马上就把李光伟用棕索捆了起来。再一看，李念德的两个伯伯，四伯父李光佑
（50岁）历史反革命分子，五伯父李光修（49岁）地主分子，一个堂兄李美德（29岁，李光修之子），都已经捆在这里了。这2个人都是地主，实际上如果严
格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说事，李光伟，特别是李美德只能算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弟”，可是在当时并不管那么多，地富的帽子好像是世袭的一样，
反正凡是戴了地富帽子的人家，说未成年的就是子女，成年了就是分子。会场上另外捆着的还有3个人，本村的下中农艾学书（51岁）和他的两个儿子艾长古
（22岁），艾四古（18岁），艾家父子的罪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艾学书这个人解放前杀过猪、开过杂货铺，嘴巴子特别多，逗人恨，
特别是他在社教中提了大队好几个干部的意见，得罪了不少人。
因为刚刚散工不久，几个被捆的人都还没来得及吃晚饭，有几个连汗衫都没穿，打的赤膊穿了一条短裤。
这7个人是根据（杨家）公社统一部署，经大队开会研究决定的镇压对象。实际上大会开会时定的是8个人，还有一个名叫郑会伦（28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得了消息，中午时间跑脱了。
刘代修一贫协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命令李光修等人跪下，胡成位代表金狮庵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7个“阶级敌人”的死刑。
应当说李光修等人，特别是艾学书父子对要杀自己思想准备还是不足的，愿本以为是开会批斗的，听说是“死刑”，嚇得瘫在地上。因为是“双抢”大忙季节，耽误
不起太多功夫，刘代修等人命令大队民兵将7个“犯人”拖出去立即执行。执行地点是开会研究时早已定好的，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一个地名叫做龙泉山古的大
天坑边上。大队民兵将7个人连拖带拽押到了龙泉山古，用马刀和锄头杀死，丢下天坑。
（1967年）古历7月24日中午，刘代修在大队会计何秀文家歇饭气的时候，谈论起这次大队杀人的问题，革命不彻底，人是杀了，但浮财还不好分，还留下一
群“小老虎”，将来恐怕要搞报复。刘代修就提出来是不是开一个支委会讨论一下。何秀文说这个主意好。两人就分头通知其他几个支委来何家开会，经支委研究决
定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通得过的就杀，通不过的就不杀算了。”
接着就召开贫下中农会，刘代修等人在会上讲：“我们大队上次杀了一批地富，现在还剩下这么多地富，杀不杀？”群众一致喊杀。当即把支委会上研究的名单提了出来，群众全部同意杀，决定当晚将李家剩下的几个人一起斩草除根，初步定出了一个9人名单，
再说李家的几个人，自从当家人被杀以后，一个个嚇得鸡崽子一样，不敢哭，不敢闹，都晓得现在不是为亲人伤心的时候，而且自己小心保命的时候，一个个就像杀
的是别人家的人一样，每天，一大早就去出工，很晚才收工，干活比以前更加卖力。总之就是希望好好地表现，能把个命保下来。一连过了六、七天，见到队上没有
什么动静，心里稍微感到松了一点。但是女人家的直觉就是比男人家强，古历二十四这一天，李念德的母亲王满珍很不安，感到有大祸要临头一样，听到晚上又要开
群众大会。就稍微提早一点回了家，把饭煮起，又杀了一只鸡，来不及炖，用青辣椒炒了，给两个女儿吃，自己一口都吃不下去。李念4的两个妹妹，夹起一块鸡肉
放在嘴里嚼了嚼，感到咽不下去，又吐了出来。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可能就是吃的最后的晚餐。
这时开会的时间到了，母女三人放下饭碗，往大队部的大厅屋里去。这一次开会的地点改在了这里。从前四类分子训话一般也在这里。决定要杀的9个对像：李念德
的母亲王满珍（44岁），四伯母罗云珍（49岁，江西人），四伯母的儿子李道德（18岁），三叔李光仁（42岁），三叔的三个儿子李怀德（19岁），李胜
德（17岁），李明德（15岁），五伯父的两个儿子李承德（22岁，残疾人哑巴）、；李满德（14岁），到场一个，抓一个，捆一个。正在开会时，公社秘书
蒋文经打过电话来，说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不允许再乱杀人了。
接电话的是本村社员蒋昌进。他连忙赶到会场向刘代修等人报告了。这个电话让刘代修等人感到很奇怪，前几天蒋秘书还打过电话来催杀人，比进度，怎么突然一个
180。的大转弯不让杀了？但是人都已经捆起了，“死刑”都宣布了，还能不杀？刘代修对蒋昌进说：“你去告诉公社，就说人已经杀了。”然和立即命令民兵赶
快把被杀对象牵出去处决，并说：“杀错了我负责。”
刚刚押着李光行等几个走到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大队小学民办教师魏礼跃从后面跑步上来4了，一边追一边喊：“刘主席，胡支书，等一下，公社来指示
了。”原来蒋文经又一次打来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杀人，这一次口气比较严厉，说是谁杀谁负责。因为蒋昌进按照刘代修等人的指示打电话向公社汇报人已杀了的时
候，说话吞吞吐吐，蒋文经何等精明之人，一听就知道有假，追问：“人到底杀了没有？你要讲实话。”听得公社领导追问，蒋昌进又改口讲，已经牵出去了。蒋文
经考虑了一下，又追过一个电话来，制止杀人。这一次电话是魏老师接听的。魏老师本来也觉得这样杀人有些不应该，就跑步追上来，向刘代修等人传达公社领导的
指示。刘代修说：“魏老师，这是你就别管了，不杀了他们下面的事情不好办……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随即指挥民兵加快行动，把9个被杀对象押到黄旗子
河边，用绳索勒死，在河边的沙地上，挖了一个坑，用沙子草草掩埋了。当天晚上，半晚时候下了一场暴雨，蚣坝河发大水，将尸体全部卷进河里，冲走了。
杀人之后，金狮庵大队成立了以大队会计何秀文牵头的浮财清理小组，将被杀人家的房屋、财产查抄一空。当晚，在大队部大厅屋摆了六桌酒席，庆祝胜利。
下面，讲一下逃跑出去的郑会伦的下落。
郑会伦，男，1939年出生，四马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人，家庭出身中农，1965年“社教”中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从衡阳清退回乡，清退前系三中教
师。刚开始我还有点郁闷，一个中学老师什么帽子不好戴，凭什么扣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呢？这顶帽子虽然不是什么好帽子，但也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戴的。
后来才闹明白，根子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那一个郑会伦18岁，在道县一中读高中。笔者前面已经说过，道县自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家里出了一个会读
书的乃崽，不但父母扬眉吐气，就连村里的人都感到脸上有光。郑会伦就是这样一个人，书读得好，人品好，长相还好。据道县一种教过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不
但品学兼优，而且多才多艺。还是学生会的干部。我们几个老师对他印象都很好。他好像还是他的那个村子，解放以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反右斗争是以请人民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形式开始的，
当时县里办了43个点，道县一中就是其中之一，不但发动老师给党提意见，也动员高中部的学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涉世不深、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大多是农
家子弟，对现实生活中农村的问题、农民的疾苦有切肤之痛，肯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要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他们提了什么意见，都是希望“伟大、光荣、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但是自12月进入反对“右派”斗争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认为是对党的领导的恶毒攻击。进
高三一个年级就揪出了28个“右派学生”，郑会伦就是其中一个。幸亏当时中央文件上明确规定在中学生中不抓右派分子，所以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扣实
在头上。改叫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通过批评教育，和本人的深刻认识和沉痛检查，总算勉强过了关。考大学的时候，居然还让他进了大学校门。当然其间或有学校和老师婉转护翼，亦为可知。大学毕
业后，分配到衡阳市第三中学当老师。但是案底还是在档案里留下来。要说定时炸弹这就是一枚真正的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的。1965年“社教”中，定时炸弹引
爆了，郑会伦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清洗回了道县老家。据笔者掌握的材料，道县文革“杀人风”中，这类人一般都是公社点名优先要杀的对象，郑会伦当
然能在劫难逃。
按照惯例，杀人的决定首先只有大队的干部和党员知道，然后在贯彻到社员群众中去，各大队基本如此，金狮庵野不例外。大队妇女主任陈某某，既是大队干部，又
是党员，自然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她听到要杀郑会伦，感到于心不忍，想来想去，叫过自己的党弟，对他说：“今天晚上要杀六崽（郑会伦的小名）了，你去给个
信，叫他快跑。”堂弟在中午收工的时候，找到一个机会，把消息告诉了郑会伦。郑会伦听到消息以后，大惊失色，出工穿的半截裤子都来不及换，披上一件上衣，
拿了100多块钱，36个粮票，慌慌张张地从村后面的山上逃了出去，翻山越岭，到了江华。但江华这边风声也紧，虽然还没有开始杀人，但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很
高。像郑会伦这样的人，从小从家门到学校门，又从学校门到工作单位门（也是个学校门），在这种环境下，生存能力比起其他人来显然要差了很多。再加上他那个
样子，一看就和当地人格格不入，因此在江华的瑶山上根本没法安身下来。其实他应当继续往南跑，跑到江华县，然后从那里坐车到衡阳市，这样或许还有一条生
路。当然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那个人坐在瑶山上肯定是黄昏的，晓不得山下是个什么情况，只晓得共产党一个雷公天下响，道县杀人了，难道江华县就不杀人？
七一转八一转，在山上转了两天，又转回来了，转到了蚣坝公社的赤岗营村。郑会伦有个姐姐嫁到这里，姐夫家是贫农，姐夫本人是大队民兵营长还兼着治保主任。
郑会伦可能觉得这里比较保险，现在这找到姐姐打听一下情况，歇下脚，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可是没想到姐姐躲着不见面，姐夫不让他进屋。郑会伦一连几天
没有睡觉，实在太累了，就在姐夫的屋檐脚下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姐夫催他快走。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就不该到这里来的，特别是在蚣坝这个地方，来了以后
再想走脱就不那么容易了，到处都有民办拦关设卡，郑会伦这个样子打眼得很，根本无需盘问，看一眼就晓得是什么人。结果被蚣坝的民兵给抓住了，把人送到了
（蚣坝）公社。打电话到金狮庵大队要大队派民兵来领人。支部副技术胡成位带着几个民兵从蚣坝把人领回来，从小路回村子，从蚣坝公社的活动口插进来，那里有
一口废瓦窑，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这里把郑会伦搞掉算了。走到窑口前的是很，从后面一刀将郑杀翻在地，推下瓦窑。因为害怕没有杀死，几个人又搬过一块百
十斤重的大石头，丢下去砸。据当事人说：“正好砸在郑会伦的肚子上，肚子砸爆了，肠子、肚子（胃）都飚出来了。”
金狮庵大队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9人，其中自杀2人，灭门两户：李年德的伯父李光佑和叔叔李光仁的家。被杀17人中李念德一家占了13口，除李念德杀人
之前已经外逃，只留下3个女仔：两个妹妹 ，一个堂妹（李光修之女）。其他的男人已经都杀光了，对于唯一剩下来的李念德来说，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如此遭人忌恨？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呢？
第六十六章 一栋大屋和一群人的命运
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说过：一座建筑就是一段历史。那么且让我们通过金狮庵村李家大屋这栋建筑的兴衰史看一看居住其中的一些人的命运。
李家大屋是在李念德的爷爷李老中医手上修建的，修建的时候大约在1941年左右，修建的原因与李老中医的一个儿子、李念德的三伯父李光佐有关。李光佐是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77师203团的副团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寇侵略，为国捐躯。李副团长壮烈牺牲后，国民政府按照优待抚恤
抗日军人的有关条例给李家发放了抚恤金。李老中医领导抚恤金后，决定用这笔钱一些田、砌一栋新屋，在李老中医看来这不过是将儿孙的卖命钱原自还给儿孙。于
是他在金狮庵村起了一栋全村最大的豪宅——李家大屋。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刘文彩的收租院，李老中医还没到那个份上，他不过就是一个中等地主，在金狮庵无疑
是第一名，但在杨家乡就要往后排了，在四马桥区排名还得更加靠后，在整个道县根本排不上队。在当时道县，贫苦农民的住屋，一般是夯土墙、衫皮顶、矮小简
陋。一般人家是杉木土砖结构的平房，一栋三缝，中为堂屋、侧厅，两边是厢房，其余猪舍牛栏、厕所、灰屋建于宅边。有钱人家则是料石下脚，土砖砌墙，上下两
栋，内有厢房、天井。多为两层楼，杉木楼板，楼上不住人，用来放置杂物、农具，以及其他杂物。李家大院就是这样一栋住宅。它夹杂在金狮庵村大量的低门矮户
之中，确实有一点道州灰鹅站在麻鸭群里的味道。笔者在1986年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亦有类似的感觉。但到2006年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矗起了好激动水泥红砖的小楼房，反衬得李家大院灰塌塌的衰败不堪。原先住在
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房子大多用来养猪养牛，剩下没搬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曾经担任过大队贫协主席的刘代修。有人说这是一栋凶宅，住在里面的人都要背
时。但是刘代修不怕，他说：“我怕个卵子，天大的时都背过了，再要背时不过一个死，死掉了还好些。”
不过说它是一栋凶宅还真的像那么回事，住在里面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照说李老中医起屋时，是请了风水先生看风水的，那个地方我也见过，背靠后龙山，面对道坦公路，应当是个风水很不错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真的有点说不清楚。
1951年土改的时候，李家大屋大部分被分配给了村几户贫农，只留了几间偏屋给李家人住。李念德的奶奶在批斗会上被打死了，二伯父李光儒被镇压了，一个伯
母也打死了。李老中医因年事已高，不当家理事，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师，留下来对人民有好处，得以幸免于难。不过有了能给人看病的这个本事，走到哪里都
还有得饭吃。后来杨家公社卫生院成立，把李老中医收了去，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李老中医利用看病还有两把小刷子，把自己一个读过高中的儿子李光
伟，也就是李念德的父亲，带在身边当学徒，也进了卫生院工作。但因为头上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尽管在卫生院当医生，还是有监督劳动改造的性质，所以必须要
夹紧尾巴做人。
1960年过苦日子，全国大饥馑，道县因为“共产风”刮得特别厉害，受灾也特别重，饿死、病死的人特别多。金狮庵村祠堂里面，堆满了饿死和得水肿病病死的人，都没有人有力气去埋。
李老中医几个月没沾一点荤腥，饿得眼睛发蒙，看不清东西，实际上他可能比别人还强一点，还能喝上一碗带点米星子的糠菜稀饭，好多人只能吃树皮糠饼，但是老
爷子从小好过惯了的，喜欢喝酒吃肉，土改以后，虽然划了地主，但有给人看病的这门本事在身，混吃混喝的机会还是蛮多的。李老中医当时年已8旬，人老嘴馋，
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想吃东西，越饿越琢磨，越琢磨越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俗话说老小老小。人一老就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快过中秋节的那一天，李老中医突然想
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旧社会得过一场大病是李老中医救活的，因他家穷，连药费都没有收。现在这个人在四马桥食品站负责卖肉，这可是当年最高尚的职业，“四个
轮子一把刀，红旗飘飘大菜勺”中间的那“一把刀”。李老中医想起这档子事，高兴得不得了，跑起去找到人家，想赊个半斤肉，回家好过节。没想到该人不但不
赊，还讲了一大堆七七八八伤人的话，当着好多人的面骂他老地主臭不要脸，哪个找你看过病？哪个吃过你的药？李老地主脸皮薄得很，又羞又愧，居然跳了蚣坝
河。
好不容易苦日子过去了，李家人生命力还算顽强，居然没有人饿死。
1964年“社教”清理阶级的时候，李光伟两夫妻从卫生院被清理回家。一家人有重新住回大屋里的那两间偏房里。生存的环境无疑越来越严酷，但李家人好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石头缝里找到生根的地方，不论环境怎样总能活得下去。而且好像活得比别人也差不到哪里去。
直到1967年8月的道县大屠杀中，全家族人几乎被杀光为止。
那几户土改中分了田、分了房住进李家大屋的贫农人家，命运也说不得好。三年苦日子饿死人就不说了，那个事要怪只能怪“苏修”、“美帝”
，只讲平时的日子，比李念德家好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解放前李家人吃饱饭，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现在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李家人红薯稀饭大半年粮。以
刘代修为例，这位三代赤贫的大队贫协主席因1967年“杀人风”中，主谋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9人，于1986年2月3日被道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刘代修被判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他是在“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
严重。”（见道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6]刑字第10号）二、被害者遗属、“告状油子”李念德死盯着他不放，状子都捅到了天上，连中央派下来检查工作的
领导都亲自过问此事，想不判刑不行，判得太轻都不行。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讲，刘代修确实是“背了天大的时”，在道县类似他这种情况的人不在少数，基本上都没有判刑，最多就是开除个党籍，只有刘代修是判得最重的
一个。所以刘代修恨死了李念德，他捶胸顿足地说：“当初要是杀光了就好了！杀光了，现在政府用不着赔钱，我也用不着坐牢。”不过对于坐牢，他还是坦然地接
受了，说：“我不像有些人，搞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杀人，不谋私利，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这个事坐牢，我感到光荣。”
1994年，刘代修在衡阳某监狱种了8年小（蔬）菜之后，因表现得好，提前释放了。回家以后，村里（大队）召开支委会，没有通知他，他自己去了。支部书记跟他讲：“你现在已经不是支委了，连党员都不是了。根据党的政策，凡是坐牢的人，从坐牢的那一天起就被开除党籍了。”
刘代修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我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坐牢的，谁敢开除我的党籍？不行，我要找公社（乡）领导问一下，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
然后，坐着不动。
支委们看着他坐着不动，也都不说话，也不看他一眼，陪着他死坐。
坐了一会儿，刘代修突然感到非常无味，悻悻地站起来走了。
也不知道后来他到底去乡党委问了没有，总之从那以后，刘代修停止的腰身突然佝偻了，讲话的声音也没有从前那样噪脆了。
他开始默默无言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生活还是跟他继续开了一个玩笑。他的老婆跟着别人走了，两个儿子也跟他分了家。大儿子至今没有成家，小儿子虽然成
了家，但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他们这个三代贫农之家，如今成了五代贫农。留下刘代修一个人孤苦零丁地住在李家大屋里，日子过得很辛苦。杨家乡政府成立了一
个敬老院，救助乡里的孤寡老人，但是刘代修因为有两个儿，不合救助的条件。好在刘代修从小苦惯了的，不怕吃苦，同时有双勤劳而灵巧的手，屋里屋外的事情都
难不倒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李念德的仇恨却在与日俱增，他说：“不要着急，先让他得意。下回上头又喊要杀，老子第一个就要杀掉他！”
第六十七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李念德跑到江永桃川安身的地方叫六十公，说来也巧，杨家公社有个人也在这里做事，认得李念德，就向公社报了案，所以大队上的人也知道他躲在了这个地方。大
队干部开会时，有人提出我们大队哪个都可以不杀（实际上已经杀了），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李念德，这家伙留下来破坏性太大，决定派专人到六十公把李念德抓捕归
案。第一次派人去，六十公大队砖瓦厂的负责人不同意。虽然这个时候江永县受道县杀人影响也杀了四类分子，但搞得没有那么凶，特别是桃川这边离道远，基本上
没有怎么杀人，同时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也有个区别对待，就向道县刚开始杀人那样，杀人抓人多少还得找点理由才行，光凭四类分子子弟这一条就来抓人不
行。现在我们六十公砖瓦厂任务紧得很，做事的人手太少，要抓你们以后再来抓。
由于李念德做事下手，诚实，人又灵活，砖瓦厂的负责人对他印象很好，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念德，同时把他们家出事（被杀）的情况也讲了讲。李念德听了又惊
又怕，要马上逃走，又一时想不到逃到哪里去好，另外一方面，做了这么久的事还一分工钱没有拿到手，就想还是先做着，等工钱拿到手再走。不过，他也作了随时
逃跑的准备，把山上的窝棚换了一个地方，又把砍柴刀换了一个三尺来的札木把，随时常在身边。
第二次，大队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又来抓人，但隔着一个县来抓人，六十公大队要他们到（桃川）公社去批。
大队上派来的人从桃川公社批了条子，第三次来抓人的时候，李念德拿起随身携带的砍柴刀，跳到了窑顶上。抓他的人从四面围上来，李念德用砍柴刀指着他们说：“不要过来哦，砍伤了不要怪我。”
这些人没想到李念德如此凶残，一时吓住了。李念德乘机挥动砍柴刀冲了出去，跑上后面的都庞岭，从窝棚里拿上衣服，逃了出去。因为事先已有思想准备，所以仓
促之间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他按照事先已经想好的路线，从都庞岭的龙虎关，过到广西境内，然后从那里坐班车（长途客车）到了恭城，再从恭城坐班车到了桂林，
从桂林坐火车到了北京。
李念德有一个叔叔叫李光伦，在铁路部门工作，原来是北京永定门车站的一个小干部，现在已经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在永定门车站扫厕所。
李光伦看到侄儿失魂落魄地闯进家门，大吃一惊，知道是老家出事了，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听到李念德讲过情况，惊得嘴巴半天都合不拢来。
叔侄二人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道县这个做法不合乎党的给出路的政策，也不合乎“十六条”的规定，就由李念德出面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
问题。接待站的解放军同志看到这个地主狗崽子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文革接待站来告贫下中农的刁状，脸都气红了。厉声命令他：“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李念德
稍微走得慢一点，被该同志两脚踢出了房门。
李念德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抖，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叔叔家的。李光伦听到这个情况，把头低下来，再不做一句声。之后，大家心照不宣地再也不谈道县杀人的事情。
在叔叔家里住了几天，虽然叔叔没有赶到李念德走的意思，但李念德业看出来了，叔叔这里是住不下去的，一个地主狗崽子，身上又没有个证明，住在一个牛鬼蛇神
家里，周围都是革命人民警惕的目光，查户口的不说是一天来三次，至少三天来一次，若不是叔叔从前在单位上人缘还好，早就把李念德揪到革委会审查去了。所以
当李念德提出要走，叔叔也没有留他，默默无言地给他买了一张回湖南冷水滩的车票。看起来，脚下到处是路，只要愿意做苦工，到那里不能生活？其实不然，当时
的情况户籍制度铁板一块，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一个人出门在外，没有原籍地方基础组织出具的证明寸步难行。
天地再大，对李念德而言，只有回道县一条路可走。
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又回了道县，这时道县“杀人风”已经平息，但李念德还是不敢回金狮庵村，人都是这样，病急了乱投医，他想起一个李家叔叔在月岩林场工作，
虽然平时来往不多，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硬着头皮去找他。这位本家叔叔就在道县工作，对于道县杀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有所耳闻目睹，对这个本家侄
儿的遭遇非常同情，帮他在林场里找了一份挖杉山的临时工。李念德总算又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林场里干到第二年（1968年）的10月份，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镇，碰到金狮庵养路班的一个熟人——老何，老何是一个历史分革命分子，李念德连忙扯住他，
向他打听家里的事，老何把他家里的情况说了说，李念德这才知道屋里还有两个老妹没有杀。老何又要请他吃碗面，两个人就在二中对面的一家饮食店里坐下，要了
两碗1角5分钱一碗的肉丝面。面还在煮的时候，老何又说他有点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李念德说，好好。
面端上了桌，老何还没有回来，李念德就一边慢慢吃面，一边等。面还没有吃完，门口进来一个人，不是老何，是县公安局刑侦队的何队长。何队长走到李念德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李念德。”
“什么地方人？”
“杨家公社金狮庵。”
“什么成分？”
“地主。”
何队长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根索子来，宣布：“你被捕了。”
李念德乖乖地把手背到了后面，让何队长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他送进了县公安局的收容所。收容所的每间号子原来是按关4个人设计的，现在每个号子里最
少都要关到二十来人，最多的要关到三十多个，除了一个放尿桶的地方，每个人只有一尺二寸到一尺五寸宽的地方。当时牢里的那个规矩没有后来那样黑暗，但老规
矩还是有的，新来的犯人必须睡在马桶边上。好在李念德不在乎这个，睡在哪里都可以，只要有地方睡就可以。牢饭每人每天9两米，但坐在号子里不做事的犯人要
省出2两米给在外面做事的犯人吃。
李念德运气好，七两半没吃得几天，负责守卫收容所的武警指挥员把他提到了办公室，问他：“你犯的什么罪？”
李念德说：“我晓不得犯的什么罪？”
“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李念德把自己被抓的过程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指导员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不要多说了，明天去挑水。”
原来，当时道县基本上没有自来水，县里只有少数重要机关打了水井自建提水设备，其他一般都是饮用井水和河水，收容所的生活用水全部要靠人工到下面的潇水河
里去挑水上来。李念德因祸得福，得了这么个好差事，不但每天多吃得几两米（每天1斤2两），而且比一天到晚死捱在号子里闻臭气要舒服到天上去了。
在收容所里挑了一个月的河水，指导员把李念德又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你可以回去了。”李念德说：“ 我不回去，我在这里好，因为我怕杀。”指导员说：“你既然不肯回去，我这里也不是久住的地方，只好送你去看守所了。”
就这样李念德开始了他之后17个月的监狱生活。其间有很多精妙绝伦的故事，都与道县文革杀人时间事件有关，都只能理解为上苍处心积虑的安排，笔者将在后文中讲述别人的故事时，顺便谈到。
在看守所关押的17个月中，李念德曾经有过二次被释放的机会，他都死赖着不肯出去。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感到里面比外头舒服得多，在里面只要对
几个看守干部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就可以了，在其他人面前他一律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特别是到后来，挑水要他带队，到外面去挖防空洞也要他带队，让他真正体
会到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公元1970年3月某日，新来的县武装部部长兼县委书记陈凤国亲自到看守所找李念德，动员他回生产队。
李念德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不杀我；
第二给口粮；
第三不批斗我。
陈凤国哈哈一笑，说：“这三条我可以给你保证。不过，你回生产队以后要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好好改造思想，不要到外面乱跑了。”
陈书记是一个说话办事特别认真的人，当即派了两个民兵，把李念德送回了四马桥区，区政府秘书颜××根据县委陈书记的指示，专门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李念德送回来金狮庵村。
之后，李念德在金狮庵村的生活，笔者想用李念德本人在控诉材料里写的一段话来总结：
“他们说我‘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四次遭受毒打，口吐鲜血，左手被打断，脑枕骨被打裂，诊断为脑外伤后遗症，现已终身残废。”
1974年4月，因大队又要组织对李念德的批斗，李念德再次逃跑出去。在江永、江华一带靠做工和“非法行医” 为生。
公元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神州上下一片拨乱反正之声。在外面又已漂泊了五年的李念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再次来到北京，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艰辛的上方生涯。要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成了道县最著名的“告状油子”。
1981年冬，雪满京城，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李念德的国务信访办的大门上贴出那副惊动京城的对联：
过一年少一年自叹白发满头仍是光棍数九寒冬腊月无栖身之地哀哉
漂半生睡街头可怜孤影常伴上访终身十足傻瓜痴汉无告状之门悲乎
1982年初，李念德被收容遣送回道县，在蚣坝桥边碰见了68年时一起关在看守所里的一个牢友、老右派分子徐××老师。二人见面，心情十分激动，想不到都
还活着。尤其是徐老师，坐牢的时候，年近5旬，体质较弱，对各项监规较难适应，经常受到体罚，跪不任何人跪得多，打比任何人打得多，四肢麻木，几近萎缩，
牢中无医药，李念德可怜他，每天都帮他做按摩。谈起出狱以后的经历，不禁唏嘘再三。相比起来，徐老师命运要稍好一些，随着全国右派帽子一风吹，他摘了帽，
平了反，恢复了教师待遇。两个人坐在公路边上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通过这次谈话，李念德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道县“乱杀风”不是一批零散的杀人案件而是
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乱杀风”的问题不解决，个人的任何冤情都得不到解决，要解决个人的冤情，首先要解决整个“乱杀风”的问题。就像“右派”问题一样，
整个反右问题不解决，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二、共产党如果还要搞“个人阶级斗争为纲”，“乱杀风”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共产党如果真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乱杀风”的问题就必须解决。
到家里以后，李念德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拿起来笔来，在如豆的油灯下，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写信，上告道县文革“杀人风”。
尊敬的邓副主席：
您老人家好！
我是湖南道县杨家乡金狮庵村第五组村民，名叫李念德，现年36岁，今特向您老人家控告1967年道县反革命大屠杀的一些情况，便为民请愿，请求党中央依法查处。
1967年8至9月，在我县县委副书记***、***、**的指使和策划下，从大队到公社普遍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
乘“文革”动乱之机，大肆屠杀无辜人民，据统计共有6000多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他们未经任何司法机关批准，只凭大队、生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
句话，就可置人死地。行刑时，有的被活埋，有的用炸药包炸得血肉横飞，有的用刀活活砍下头颅，有的被活活绞刑而死，有的妇女被轮奸杀死，有的被杀夫夺妻，
有的被丢进窖中集体放火烧死。上至80多数的老人，下至未满月的幼儿都不放过。一时间，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其惨不忍睹。被杀人中，有地富分子，及其
子女，也有某些偷摸盗窃之人，更有甚者，还有与他们不同观点的党员与国家干部，也有家庭好一点点的贫下中农……
（以下数十个案例，略）
是年数百名遗属集体赴北京“喊冤告状”惊动天听。在众多遗属不断上访申诉之下，1982年 ，全国政协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有关申诉材料列入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处遗工作由此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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