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第二十二章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第二十三章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当时的道县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一个是二中，“革联”总部所在地，一个是营江，“红联”总部退守农村后的所在地，道县几乎所有的重要故事都或多或少与它们有关。
郑有志在清塘主持杀人动员大会后，风风火火赶回营江，筹划成立营江“前线指挥部”等事宜。
1967年8月18日，晚饭后，六区武装部长郑有志、二区武装部长钟昌友、四区武装部长廖明忠，“红联”政委贺霞，“红联”司令张明耻五人，漫步来到白地头塘边的空田里，研究成立“前线指挥部”的相关事宜。
其时夕阳衔山，红霞漫天，清风徐来，稻菽飘香。正是“双抢”大忙季节，虽然天色向晚，正在收割的稻田里，到处可见农民们辛苦忙碌的身影。眼前景物使人不禁想起毛泽东七律《回韶山》一诗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郑有志说：“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一个小会，为的是组织民兵，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准备成立一个作战指挥机构……我们是前线，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前线临时作战指挥部，大家看要不要得。”
贺霞说：“成立一个指挥部太好了！我们早就想到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我代表革命干部、‘红联’和广大贫下中农表示坚决地拥护和支持。”
其余人也纷纷表态拥护支持。
郑有志说：“既然大家都一致支持，我们就来定一下指挥部的人员，议一议由哪些同志来负责。”
钟昌友说：“指挥长老郑担任，政委由贺霞同志担任算了。”
贺霞说：“指挥作战我不懂军事，还是你们武装部的人担任更合适些。”
郑有志说：“贺霞同志最近还有重要的任务，准备上北京告状，政委的工作老钟还是由你担任算了。副指挥长的担子老廖你就挑起来，要不要得？”
廖明忠说：“明天我就要赶回区里去。区里的事情撂了一摊子，只怕走不脱。”
钟昌友说：“怕个屌子，现在要顾全大局，阶级斗争的大形势这样严峻，还考虑区上的那点小问题。”
郑有志：“现在还回去干什么，让‘革联’翻了天，夺了权，什么都保不住了。”
张明耻也在一边说：“廖部长，把担子担起来把。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廖明忠这才勉强答应了。
接着又提议贺霞任副政委，张明耻任后勤部长。
张明耻是县物资局的干部，当即表态：“我当后勤部长，保证供应，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
几个主要的领导位置安排好后，其他事项也很快就研究通过了。
郑有志是个痛快人，办事不拖泥带水，立即以指挥长的身份宣布：“今晚召集‘红联’头头和武装部干部开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明天就开成立大会。”
当晚8时左右，在营江良种场召开了在营江的“红联”负责人和武装部干部会议，郑有志宣布成立“前线指挥部”与组建两个武装民兵连和一个独立排的决定。并宣布“前指”为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会后一起行动听前线指挥部的”。
第二天（8月19日）一清早，郑有志刚起床，就接到周仁表从清塘打来的电话：“郑部长，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廖家大队的贫下中农已经行动起来了，昨天晚上杀了6个坏家伙。”[1]
郑有志听了连声叫好：“好，好！仁表同志，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营江‘前线作战指挥部’今天就要成立了……廖家大队的贫下中农给指挥部的成立献了一份厚礼！”
早饭后，召开民兵大会，钟昌友主持会议，宣布“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郑有志作“重要讲话”。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调查材料披露；郑有志等人在这次成立大会 上，大肆渲染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敌情，讲了四马桥杨家公社杀人的情况，还把早上刚刚听到的廖家大队杀人的情况添油加醋地大讲一通，并把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说 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是“检验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
成立大会后，郑有志等人赶制了一面“红联前线指挥部”的大旗，有一丈二尺长，挂了出去。这面旗帜后来被“革联”缴获，与它一起被缴获的还有一块“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都放在道县二中门口展览过。
“前线指挥部”成立的当天，县抓促小组组长、县人武部部长崔保树等人专程从县里赶来视察。郑有志和贺霞等人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农村杀人的情况。崔部长 指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县的问题主要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等军分区领导和47军代表来了，把枪杆子收缴上来，一切都好办了。”
同日，县总工会副主席刘××专程到县抓促小组办公室，向熊炳恩汇报农村出现的杀人情况：“熊书记，现在下面到处栏关设卡，有的地方开始杀人，弄得人心惶惶，县委怎么不出面制止呢？”熊炳恩说：“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武装部的枪被抢了，公检法散了，我一个人讲话谁听？”
然而，此前，“红联”头头贺霞和张明耻曾请熊书记就道县当时的形势发表看法，熊说：“这次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谁好谁坏贫下中农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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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7年8月18日，清塘公社廖家大队支书周秉荣请示周仁表，该大队“四类分子廖可奉很坏，怎么办？”周仁表答复：“你们回去以后讨论一下，要杀就 杀。”回来讨论后，决定杀6人。处遗工作组把这次杀人定性为宗派杀人，其原因是，该大队有三个自然村组成，廖家、魏家、上周家，大队干部讨论杀人名单时， 原决定杀魏家的两个地富，但魏家的干部提出，光杀魏家的不行，难道只有姓魏的地富“调皮捣蛋”，姓廖、姓周的就表现得那么好？最后决定三个村子，每村杀2 人，共杀6人。
指挥部设在楼上一间简陋的小会议室里，指挥长郑有志、政委钟昌友（梅花区武装部长）、副指挥长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廖明忠（桥头区武装部长）、副政 委贺霞（县委农村部干事）、王先志（仙子脚区武装部长）、参谋长黄涛（县公安局干部），以及后勤部长张明耻等人，云集于此，既要对付“革联”打派战，又要 指挥全县农村“抓阶级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辛苦得很。郑有志更是废寝忘食，夙夜匪懈，眼睛都熬红了，布满血丝。
尤其此地距“革联”老巢二中不过四里之遥，时刻要提防“革联飞虎队”偷袭。8·13武斗之后，郑有志等人已经领教了这帮“亡命之徒”的狡诈凶顽，更不敢掉 以轻心，一只枪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门前小桥边、公路旁上了明、暗几层岗哨。郑有志等人都是当兵出身，在这点上绝对不会麻痹大意。一到晚上，时有喝问口令 的声音划破静夜，惹得附近的狗跟着叫起来，使人紧张得太阳穴打鼓一样咚咚跳个不停。一直要到狗的吠声象遥远的回音似的，愈传愈远，渐归寂静，才能把一颗悬 起来的心重新放落在肚子里。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赵尔昌副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6952部队梁连长，在先武装部崔部长和刘政委的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赵副司令员一行舍近求远，绕道宁远，从那里步行而来（当时宁远到道县还没有公路）。为什么不走道县县城呢？自然是为了避开“革联”。读 者可能大惑不解：堂堂一军分区领导会顾忌一个小小县城里的群众组织？请不要忘记这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基本 瘫痪了，有的还被夺了权，但人民解放军系统还是坚如磐石，同时担负着“支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任。炮打司令，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 炮打，中央文革不能炮打，人民解放军不能炮打。但问题出就出在“支左”两个字上，前面笔者已经讲过，中央文革关于湖南问题的《8·10决定》批评湖南省军 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带着陵零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也跟着犯了错误。就是说从前“支左”支错了人，现在要把屁股扭过来。可是屁股说扭就扭 得过来吗？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几十里山路，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黑汗水流，当时见过赵副司令员一行的当地农民至今还在回忆：“啧啧！赵 副司令员不简单！算起来要算是道台了，那么热的天，那么大的官，还走路，一身的汗，军装都不脱，帽徽领章整整齐齐。”
刚一落坐，赵副司令员顾不得擦一把汗，马上把正在开全县区武装部长会议的与会者和“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的头头们（其中很多本身就区武装部长）召来汇报情 况。二、三十个人把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那时节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会议室里闷热难当。赵副司令员身穿的确良军装，头戴军帽， 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正襟危坐在主位上。郑有志等区武装部长在农村随便惯了，见状，连忙手忙脚乱地整理风纪。
首先，由“红联”副政委贺霞汇报，他愤怒地控诉了“革联”的“滔天罪行”，又谈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说：“当前道县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杨家公社郑家 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发展了三千多个成员。她指挥四类分子打了大队治保主任。蚣坝公社有些四类分子聚集召开秘密会，搞反革 命组织‘新民救国团’。六区（月岩区）地主蒋伟珠[1]有电台，她本人是发报员，经费是从冷水滩暗号叫‘609’的特务那里搞来的，准备到湖北省达子山搞 兵工厂，企图搞军事暴动。杨家公社与宁远县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个四类分子上山为匪，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新车公社有六个小孩在山上放牛被 这些匪徒杀掉了。”（据处遗工作调查，全系假案。）
贺霞还没汇报完，钟昌友抢着插话：“我们车头区理家坪公社就有四类分子搞暴动抢民兵的枪，西干桥后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类分子上山为匪……”
赵副司令员等军人，原本对地方情况接触少，不甚熟悉，听贺霞等人的汇报，个个感到震惊，脸上现出同仇敌忾的表情。
贺霞接着汇报说：“现在贫下中农都发动起来了，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有的地方还杀了一些阶级敌人。”
赵副司令员问：“杀了多少？”
贺霞说：“大概一百多个。”
赵副司令员当即指示：“你们要统计一个准确的数字给我们。”
周仁表接着汇报，这一次他除了他所“破获”的两个“反革命组织”的反动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口号外，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两个反革命组织与二中 （“革联”总部）有联系。他们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贫下中农。现在，农村里贫下中农都起来了，杀了一批阶级敌人。”
这时，有人插话说：“对农村杀人的事，有不同看法。”
贺霞站起来反驳道：“贫下中农起来杀几个阶级敌人，杀得好！……是贫下中农阶级觉悟的表现，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我们应当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让一个贫下中农被杀。”
赵副司令员说：“农村阶级敌人起来暴动，要杀贫下中，贫下中农起来杀阶级敌人，这就是江青同志说的‘文攻武卫’。现在武装部的枪被抢了，政法部门也管不了，四类分子要翻天，贫下中农恨四类分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是穷人出身，我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汇报结束时，赵副司令员又指示：“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很好！使我们了解了道县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带回去向47军汇报，使道县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反革命组织要尽快组织力量侦破，落实好材料，坚决打击。”
郑有志趁机向赵副司令员索要武器。
赵副司令员答复：“上级没有命令，我们不能给。”
赵副司令员回到零陵后，也没再做调查落实，立即把他在营江听到的汇报内容，总结成一份《社情电报》，汇报给了47军。47军队这份《社情电报》加了按语后，又转发下来，之后又发到道县各区、社。
正好笔者手头上有一份《社情电报》的抄件，特照录如下：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 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从7月底以来，特别是从8月22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 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 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如杨家公社与宁远 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这份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的电报，现已查明所述全部“敌情”无一属实。如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的空飘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 组织”之说，当时道县报上来的7个“反革命组织”全系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它将一些道听途说，甚至是 别有用心制造的谣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又经道县基层政权层层传达、宣传、印发，成了“阶级敌人翻天的铁证”，甚至成了煽动和实施杀人的依据。笔者 在道县采访时，听得很多杀人事件责任人在谈到“杀人风”兴起的原因时，都说到了这个《社情电报》，他们说：“这个《社情电报》对当时的杀人风起到了火上浇 油的作用，贫下中农看到这个电报，以为四类分子真的起来暴动了，上山当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红皂白杀起四类分子来了。”这一点，不知《社情电报》 拟制者作何感想。
营江汇报后，第二天上午，周仁表在清塘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昨天向军分区赵副司令汇报了我们六区阶级斗争和群众起来杀四类分子的情况，赵副司令员表扬了我，这一下，我的胆子就更大了。”
这段记录营江汇报概况的文字是笔者，根据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材料整理的。为此笔者也采访了不少人，态度是慎重的，也是十分认真的，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 事件的原来面貌，说心里话，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惶惑。当年的汇报者和听取汇报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指示了些什么，一些主要的当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选择性 遗忘症，还有一些人面对铁证如山的揭发材料，咬紧牙关不认帐，让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感到阻力很大，很头痛，而笔者就更是无可奈何了。有知情者说，他们还“搞 了很多背后的活动”，要用人血“杀出一个左派来”等等，但笔者无权将这些缺乏有力证据的揭发材料作为事实披露。
赵副司令员视察营江的主题是了解下情、制止武斗。然而从道县杀人事件的有关统计材料上，却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67年8月21日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个“飞跃点”！道县处遗工作组在向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汇报材料中，把整个杀人事件分成四个阶段：
一、8·8 抢枪事件；
二、8·21营江汇报会；
三、8·26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四、8·29 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从上面材料不难看出，8月21日这一天非常重要，从这一天开始，道县“杀人风”迅速席卷全县，呈现有组织有规模的杀人态势，不但被杀人数激增，而且这天之前杀人多少还要找上那么一条、两条莫须有的罪名，这天之后就进入了想怎么杀就怎么杀的状态。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们不得不用力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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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伟珠，女，1948年出生，清塘公社蒋家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道县二中学生。1967年因“新民党”案被关进牢房，整得九死一生。文革后平反，当了民兵教师。
钟昌友在营江汇报会上向赵司令和梁连长等人汇报的“地富抢枪暴动和上山为匪”等“敌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之前，营江“前指”成立的时候，还没听到他讲这个情况，怎么一天之后，就掌握了这么大量的“敌情”呢？
（1967年）8月19日，开过营江前指成立大会后，钟昌友抽空子匆匆赶回了车头，身为二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区里的工作放心不下，虽然营江这边事关大 局，但区里那一摊子也需要他拿个章程。我们在前面说他是梅花区武装部长，确切地说，是车头区的武装部长，梅花区那个时候还不叫梅花区，叫车头区，文革以 后，1978年双牌（原潇水林区管理局）建县，将原属潇水林区管理局的月岩林场、桥头林场划归道县，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和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 县，车头区更名为梅花区[1]，下辖梅花、车头、富塘三个公社。
从营江倒车头只有十几里路，这点路程对钟昌友这样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家常便饭的事，但其间要过廉溪和洑水两条河，耽搁了一点时间，赶到车头已是半 下午时分。车头区公安特派员何田等人已在区公所已恭候多时了。何田忙不迭地将钟昌友请进自己的房间，急切地向他询问县里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和营江前指成立 的内幕情况。钟昌友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何田的问题后，忧心忡忡地说：“当前形势非常紧张，‘红联’和‘革联’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我们要作好充分 的思想准备。‘革联’8·8抢抢以后，气焰嚣张得狠，各地四类分子跟着蠢蠢欲动，根据我在营江掌握的情况，四类分子有可能要搞暴动。听郑有志讲，他们区廖 家的地富搞暴动，幸亏贫下中农发觉得早，镇压了6个。”何田深有同感地说：“是啊，现在阶级斗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西干桥的山上就有 10多个四类分子在活动。”钟昌友一听，立即紧张起来，指示道：“老何，你马上派人去查实一下，如果情况属实，赶快抓起来……当前一定要把民兵组织起来， 把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要把四类分子管好，有调皮捣蛋的，反攻倒算的，群众抓到了要杀就坚决杀掉。不能留下隐患。”何田说：“钟部长，你放心，这些工 作我们都在做。”
与何田谈话以后，钟昌友把区里下一阶段的工作稍稍做了一些安排，便急匆匆地赶回营江去。营江那边，“前指”刚刚成立，要做的事太多，离人不开，郑有志就像 个催命鬼，钟昌友刚到车头，就把电话追了过来，催他回营江。没有办法，钟昌友只好以大局为重，把区里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
钟昌友前脚刚走，梅花就出敌情了。8月20日，社湾大队民兵设卡盘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该人50来岁年纪，手臂上有捆绑吊打后留下的淤血痕迹，扣留 突审，果不其然，此人叫唐林贤，是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队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虽然是中农，但在国民党手上当过伪警察，不是个好东西。8月9日， 唐林贤与侄儿媳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在唐看来，我是长辈，侄儿媳作为晚辈应当尊敬长辈；可是侄儿媳不这样看，她认为你是阶级敌人，我是贫下中农， 阶级敌人理所应当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管制。两个人的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比较起来，还是侄儿媳的道理大些，所以大队上一索子把唐林贤捆起来，准备对他进行 批斗，打一打阶级敌人的威风。唐林贤当天晚上弄脱索子逃跑了。
记得采访时，笔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过当地农民：“你们认为伪警察和现在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回答之精妙令我至今难忘：“都是抓人的。伪警察专门抓好 人，现在的警察专门抓坏人。”这个“专门抓好人”的伪警察唐林贤8月9日逃跑以后，因为手上没有大队的证明，四处流窜，无处落脚，靠帮人打零工维生，直到 8月20日落网。社湾大队民兵自卫队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公社公安特派员莫盛祚接到电话，又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大队。理家坪大队支书王焕良接到电话 后带着治保主任王田清、基干民兵唐理强（唐林贤的侄儿），背着两杆枪，赶到社湾领人。由于唐林贤当过伪警察，“受过反革命训练”，王焕良等人对他警惕性很 高，用索子五花大绑，捆得非常结实，准备带回理家坪处理。（据王焕良说：“本来没有打算杀唐林贤的，准备带回大队，请示公社看怎么处理。”）可是路上唐林 贤很不老实，尽耍花招，磨磨蹭蹭，不肯好好走路，一会子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自己没做过任何坏事，求大队领导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回；一会子又说索 子捆得太紧，走不动，要求松一松索子。侄儿唐理强骂他，他还敢回嘴。唐理强年轻气盛，脾气上来了，从王田清手中夺过步枪，（唐理强本人没有配枪的资格）对 着唐林贤就是一家伙，“嘭”的一声枪响，唐林贤向前一仆，在地上拱了几拱，身子就挺直了。王焕良上前用手探了探鼻孔，已经断了气。这下子三个人有点慌了 张。虽说当时农村里面，开会批斗打死个把四类分子（含子女），或者有的四类分子（含子女）想不开窜塘上吊寻短见，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像这样光天化日之 下，开枪打死还不多见。道县那时候“杀人风”虽然已经刮起，上上下下一片喊杀之声，但还没有形成后来出现的那种理直气壮、说杀就杀的态势。人已经打死了， 怎么办？一块石头打上天，总要落地。思来想去，还是王田清机灵些，他跟唐理强说：“就说你叔叔抢枪，被打死的。”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主意好得很，连忙跑到 区里，找到何（田）部长报告，四类分子唐林贤抢他们的枪，被打死了。何田说：“阶级敌人抢民兵的枪，这还了得！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
这就是后来在道县广为流传的“二区地富抢民兵的枪搞暴动”的谣言最为接近事实真相的版本。这个谣言，在8月21日“营江汇报会”上，被钟昌友等人作为四类分子搞暴动的例证向零陵军分区赵副司令员和47军梁连长做了专题汇报。
笔者曾经问过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这样的反革命抢枪案件在当时应当说是非常重大的案件，案发现场距区公所咫尺之遥，就是坐轿子也要不了一个小时，何 田为什么不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呢？一个五花大绑的50来岁半老头子去抢三个全副武装民兵的枪，这里面有多少蹊跷，何田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政法干部难 道会天真到一点都不察觉？”
专案组同志说：“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事情。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场后，一开始他们也说唐林贤是抢枪被打死的，我们一听就晓得是假话。可那个时候，像这样阶级敌人搞暴动的案子，没有，做都要做出几个来，何田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当然靠上去就呼呼打鼾。”
一位道县的老干部说：“这个阶级斗争说好抓，它也难抓，因为要无中生有。说难抓，它又好抓，因为可以无中生有。”
钟昌友人在营江，心里挂着区里的事，8月20日下午他从营江打电话到车头询问情况，何田不在家，区妇女主任张桂娥接的电话，她把唐林贤的事向钟部长做了汇 报。钟昌友说：“他抢民兵的枪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当晚，何田又打电话到营江向钟昌友具体汇 报。钟说：“四类分子自己跳了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你赶快把材料整一整，明天我们要向赵司令员和47军的同志作汇报。”又指示：“让每一个大队都查一 查，还有多少这样的坏东西，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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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头区更名梅花区是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第一任夫人、女革命家何宝珍女士。何宝珍（1902～1934），又名保贞、葆珍，道县梅花乡人。 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刘少奇结为伉俪。1933年3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4年冬判处死刑，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2岁。但在文革 期间，何宝珍在她的家乡并不受人待见，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亡妻，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牵连。刘少奇于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 倒，1968年在中共九大上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同年死于河南开封，1978年平反。
[2] 据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有关同志介绍：钟昌友与何田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在处遗工作开始以后，双方产生了很大的意见。何田说：“钟昌友三番五次指示我杀人，现在又不认帐了。”钟昌友说：“他自己尖起来要杀人的，现在想把责任推倒我头上来，太不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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