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前文说过，笔者这次道县采访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差一点而不可得的机遇，其时恰逢地区处遗工作组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其中近一半在道县）经过两年工作，面 上的任务基本完成，正进入最后的总结汇报阶段。来得早了，面上的工作还在调查处理阶段，各种书面材料还没汇总起来；来得迟了，这些材料就已成为绝密文件封 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错过这个机会，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难获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是打着采访处遗工作组成绩的旗号去的，而且采访的初衷也确实如此，所以采访开始得较为顺利。也许一开始我们把困难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当大量 的第一手材料交给我们时，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这么多珍贵的资料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我们，毫无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这，大大出乎意料。这是 数以百计的人两年的心血结晶。正是它们使得蒙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上的层层迷雾在我们眼前慢慢飘散。除了一些细节还需我们去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外，整个事件的 轮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外，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感谢方式，不过，有一点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们做的和我们做的都不是为了个人，而 是为了整个民族。
应当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除了深刻的历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独特的契机和自身的原因。那么道县文革杀人的起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蛛丝马迹，一起回到当年去亲历一番吧。这样，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以下内容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1984-1986年处遗工作组的材料；
二、1986道县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
三、我们的采访；
四、部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
1967年整个中国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进入7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不断升高，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也达到了沸点，所暴发的精神力量足够我们这个古 老的民族消化好几个世纪。7月18日，中南海内组织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大会，抄了刘少奇的家。7月19日，彭德怀受到了残酷批斗。7月20日，武汉发生 了所谓“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两报一刊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各地武斗加剧。8月5日，刘、邓、陶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门广场召 开了百万人批判大会。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 治提出“砸烂公检法”。8月9日，林彪提出“现在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号召“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通过“红色电波”，织成一张密网，笼罩着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笼罩着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街头巷尾触 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道县出现了两派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一派 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 者、下层知识份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 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正苗红”，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有理”的 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这里所说的现实当权者主要是指县人民武装部。县一级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 的基础组织，条条上（军队系统）归军分区管辖，块块上（武装部所在地）受县委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地方干部。比如说，当时道县武装部部 长崔保树、政委刘世斌同时又兼任中共道县县委会常务委员。自从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 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国变相进入“军管”，道县以人武部门为核心成立了人武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结合的县、区、社三级抓革命促生产领 导小组（简称抓促小组），道县武装部成为现实当权者。
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做“红老保”。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为了打垮对方，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道县人有创作顺口溜的传统，对于文革“杀人风”也写了一首：
8·5会议信号弹；
8·8抢枪导火线；
下坝大队开杀戒；
喜鹊郑家点烈焰。
既然如此，我们就从“8·5会议”写起。
（1967年）8月2日至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召开全县各区抓促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些人说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而另一些人说它是一次杀人的动员大会。
现将会议记录摘要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江西会馆（县委党校）
参加人员：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作会议总结。
熊炳恩（县抓促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
（接着熊列举了全国、全地区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阶级敌人活动十分嚣张，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战争 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 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乱砍乱阀、纠纷武斗、劳力外流、投机倒 把，对这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六区在这方面做得好，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革命生产有起色。这说明阶级斗争一 抓就灵，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促进生产发展……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 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一、县委第一书记石秀华，南下干部，河北省玉田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时年(1967年)39岁。石为人脾气爆燥，作风霸道，干部群众背后称之为“南霸 天”；加之中了阶级敌人的“美人计”，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被宣布为打倒对象；已由“红联”揪出并押送道县农村某地，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二、县委书记熊炳恩，本地干部，道县东门乡人，家庭出身雇农，时年39岁。熊在运动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现作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来主持工作。
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本地干部，道县审章塘乡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时年33岁。现被关押在“革联”总部(道县二中)交代问题，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个问题：一、此时此刻，熊炳恩在道县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8·5讲话的份量。
从已掌握的证据看，直接指示杀人的话，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谁也没说，但都有一颗杀人的心，确切地说都有一颗杀四类分子的心。[1]
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是区社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会议结束后，星夜赶回各区社，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件突发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被浓墨重彩反复说道的8·8抢枪事件。过程其实很简单，8月8日，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 县“革联”在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协助下，拿着零陵地区军分区赵副司令员的介绍信，闯进县武装部，砸烂武器仓库的大门，强行“接管”了枪支弹药。第二天， 又把武装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配件（撞针）全部取走。所抢枪支大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区“湘江风雷”带走，留下了150条枪和配件（撞针）给“革联”文 攻武卫。
我们手头有一份“红联”头头、县生产指挥部干部张明耻1968年8月7日写的“揭发交代”，可从一个侧面对8·8抢枪事件做一个印证：
8月10号上午8时，我与刘振夏到武装部找刘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见了刘，他对我们说：“现在‘革联’全副武装进驻我们武装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论行 动都受他们的监视，他们把我们当敌人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们造反，要是准的话，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见他避而不谈武器的问 题，我们硬缠着他到了生产办公室他的住房里。他招呼我们坐下后，对我们说：“道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革联’这样搞，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现在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装部确实一点武器也没有了，要是有的话，我们会支持你们的。‘革联’抢了枪，你们手无寸铁，但是不要着急，区社民兵有的是 枪，农村的枪比‘革联’的枪还多，特别是一区、六区武装部长手里，还留有一些子弹，你们派人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刘又向我们透露：“‘革联”准备开个区社 武装部长会，刚才逼我签字。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他们的企图是把区社武装部长都喊到县里来，好一网打尽，将来区社民兵就没有人指挥了。我现在打电话不方 便，你们给各区打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到县里来上这个当。”
我当时是“革联”的普通成员，正带着女儿在二中后院看电影，事先并不知情，航运公司的何次才在电影机旁告诉我这个情况，何建议我也去武装部听听。我说：“赵部长是找‘革联’领导谈问题，我去算什么？”当晚我一直和女儿一起看电影，电影散场，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丰、胡贤忠、朱峰章他们几人在赵副部长的邀请下，到县武装部参加了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的，和冷水滩“湘派”头头毛建生、零陵“抗暴” 代表的“四方会谈”。谈判结果是：好枪（苏式骑枪）全部由“湘派”冷水滩“星火支队”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机枪和一些短武器；其余配不上套的、 打不响的150条破枪，移交“革联”防敌特空降使用。这些枪后来由复员军人吴××修好的。
“8·8”革联接管枪支时，我只是“革联”普通一兵，既没资格参加接管武器谈判，更没有抢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为。直到8月中下旬，“红联”指挥民兵师 要血洗二中，“革联”危急，他们几个读书人束手无策，因为我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当过作战参谋，略懂军事，才在危急之中选举我为“革联”头头。
……1982年，道县大屠杀遗族数百人赴京“喊冤告状”，中央派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下来调查落实。周主任问当时的县委领导：“道县杀人是怎么回 事？”县委副书记熊礼衡竟回答：“是刘香喜引起的。”周主任问：“刘是什么人？”熊答：“是打砸抢分子。”周问：“既是刘香喜杀人，为什么全县数万分状 纸，上千人次上访，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专员熊炳恩、‘红联’头头郑有志、贺霞，还有你熊礼衡[2]呢？”熊哑口无言。
8·8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3]
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耻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红联”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胜利的道路。
营江公社位于道江镇西面不到4公里处，它的前身是国营道县农场，实际上是道县的一个直辖公社，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镇。
此时的道县，县城道江镇基本上为“革联”所控制，出了道江镇便是“红联”的天下。
8·8抢枪事件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 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县武装部崔部长、刘政委等人经常到营江“红联”总部指导工作，其作战科长刘××、后勤科长周××坐镇营江，现场办公。有证据表 明，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在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丛恿、策划组织等方面都有作为，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各区武装部长（大多数兼任各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和部分“红联”头头们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俱乐部召开战备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 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拔掉这个“土围子”。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郑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 联”头头负责。会上同时研究了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等多项措施，特别强调要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严，“乱说乱动”坚决镇压。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同一天，县生产指挥部会议室里，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县委书记熊炳恩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议。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 抢插红薯之后，又一次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他除了重复5日会议总结的内容外，重点讲了武装部和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 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进行着，似乎没有谁在布置杀人。然而，杀人的火已经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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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在道县采访时，一位杀人事件责任人曾就“杀人”和“杀四类分子”的问题与笔者做过探讨，他说：“道县杀人事件这个提法不对，应对说是杀四类分子事 件。”我问：“四类分子不是人？”“当然是人。”“那‘杀人’和‘杀四类分子’有什么本质区别吗？”“现在看来好像没有，但在那个时候区别还是蛮大的。”
[2] 1967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期间，熊礼衡任午田公社书记，亲自批准杀害蒋家洞大队胡洪女等3人；后又在公社会议上点名指示杀害新茶大队朱梅。
[3]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 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 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二、中央已 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警惕敌人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的阴谋，开展内 部整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不论哪一派， 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该《决定》是8月10日发出的，但其主要内容早已在几天前就以“北京来电”、“特大 喜讯”等方式传遍三湘大地。
老街中心的区公所里，陈智希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身上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了……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感到疲 惫不堪。近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可是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不敢松懈。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崩紧了他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敌 人要翻天了，他睡不着啊！他从土改参加工作起，就一直搞治安工作，对区里的那些四类分子，心中一本册。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 照，象过电影一样，把一个一个四类分子“拎”出来审查……一个格外惹他恼火的影子出现在脑海里，晃来晃去，挥之不去，这家伙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 革命分子、伪乡长朱敏[2]。朱敏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来以后，仍然很不安分。据说陈部长曾多次宣称要砸烂朱敏的狗头，但朱敏一句话 差点没把陈部长气得闭过气去：“陈部长钢刀虽利，难杀我守法之人。”陈智希敢断定：四类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还乡团长。
第二天上午，区干部开会，陈智希传达了县抓促会议的精神，又大谈了一通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那边有敌人的电台 活动，团结大队地主份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有些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组织……气焰嚣张得很。 [3]”
陈智希把捕风捉影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安到朱敏头上，经他绘声绘色一渲染，就象真有其事一般，搞得寿雁公社的干部大吃一惊：朱敏在自己眼皮下面搞了这么 多反革命活动，自己竟一点没有察觉，太麻痹大意了。（在这个会上，陈智希还点了下莲塘大队右派分子唐松的名，后唐也被杀。）
会后，陈智希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敏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来批斗，杀杀他的气焰。”李来文举双手赞成。可是，仅仅“捆绑批斗”就可以了吗？朱敏难道还斗得少吗？这家伙皮子厚不怕斗。象这样的危险分子不除掉，后患无穷啊！
8月11日，正逢寿雁赶圩。寿雁圩是道县通往广西桂林、全州、灌阳的要道,赶圩的人熙来攘往、人山人海。陈智希站在路边，看见寿雁公社半脱产干部公社妇女 主任朱清花从区公所前面经过，就把她喊到屋里……对她说：“你回去给胖子（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说一下子，是不是把朱敏搞掉算了。”“搞”这个字眼是现代 汉语中最微妙的词汇之一，内涵十分丰富，经天纬地如“搞好阶级斗争”，卑鄙龌龊如“搞女人”，但不论用在什么地方，国人都能心领神会。朱清花家在下坝大 队，回到村里，立刻找到朱家训传达了陈部长的指示。
朱家训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开会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名的紧张。有人说： “搞掉就搞掉，朱敏这家伙早就该搞掉了。”有人质疑：“杀一头猪也要批个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有人附合：“要搞掉也行，让陈部长拿 个文来。”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
搞掉朱敏的事就这样暂时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五巨头”（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商议组织民兵自卫队和“双抢”工作等事宜。会 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陈智希和区长李来文的指示[4]，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
何建锡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格的，怕是越来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敏到闹子（圩场）上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前来开会的朱家训一到公社，何建锡连忙迎上来问：“胖子，你们大队的朱敏搞掉了没有？”
“没有。”
“回去赶快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敏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更生动：“‘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会后，朱家训一行人带着公社领导的指示精神，匆匆赶回大队去。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是一条沙石机耕路。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村路上，支书朱家训向同来公社开会的其它四位“巨头”讨主意，或曰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程辅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几个人就站在一棵树下，议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训话时找岔子 把朱敏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敏和其他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是道县大屠杀的第一刀，看得出，杀得颇费周章，反复动员，反复研究，究其原因很简单：杀一头猪还要批个条子，何况杀一个人呢？非得确认上头开了口，才敢 杀人。岂可诬道县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就连古代的《道州府志》都有记载：道州民“性朴而不华，最好斗殴，一言不合，辄摩拳持械奔赴。尚知畏法，闻官府至则 解。”
这天晚上没有月光，天气特别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午夜后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会在大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进行，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低着头靠墙站着。昏暗的马灯把浓重的阴影投到他们脸上，使一张张十分憔悴的 脸更显丑陋。朱敏没有家小，吃了晚饭早早地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其它人那样诚惶诚恐，俯首贴耳。据下坝村的老人说，朱敏这个人读过不少古书，说话酸 文假醋，如果不是头上这顶“帽子”压着，是个飞得起的角色。训话会由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和治保主任程辅主持，程照例念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 倒。这也象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他首先表扬了几名表现老实的地主富农，然后点名批评朱敏。朱敏斜眼瞄 他，很不以为然。程辅厉声喝道：“朱敏，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圩）不请假？”朱满不在乎地说：“赶闹子又不是外出，请什么假？”这时，有人喊道：“朱敏不老 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早有两个民兵拿出事先备好的索子，把朱敏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这时，朱家训带着开干部、党员、贫下中农代表会的 人，涌进教室。按照事前的安排，有的说：“把朱敏送到农中去劳改。”有的说：“把他押到公社去。”上来七、八个民兵把朱敏拖起就走。
19年后，参与杀害朱敏的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回忆那晚情景说：“拖着朱敏出门的时候，他还晓不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 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下，朱敏才晓得大事不 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敏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上去。朱敏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后来就被丢到水塘里。我从 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口直冲，睡着睡着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5]
好容易天亮了，果然“一雨成秋”，厚厚的积云散去，湛蓝的天空游移着几缕薄云，和煦的阳光注进泥路上浅浅的牛蹄窝里，闪闪发光。下坝村的农民们照例收中稻 的收中稻，插红薯的插红薯，昨晚的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这样的早晨，使人想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上帝说：我把生命赐予世界。魔鬼说：我用死亡惩罚它 们。上帝动怒了说：我把太阳从东方举起，又有谁能阻止它从西方落下？魔鬼无言。”诗耶？画耶？还是永恒的哲学命题？
打死朱敏后，周吉兰心里不踏实，第二天一大早急急忙忙赶到圩场上向公社公安助理员何龙喜、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报告情况。陈智希说：“搞得好！杀了不要紧的，不但要杀他，还有一些坏家伙也要杀。”
传信搞掉朱敏的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也向区妇联主任和区长李来文作了汇报。李来文看到朱清花一脸紧张的样子，说：“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怕什么！告诉胖子（朱家训）一声，群众出于义愤打死的，哪个搞得清是谁动的手。”
就在打死朱敏的同一天，“红联”与“革联”发生武斗。又一说法是“红联” 派人到县粮店“搬运” 粮食，“革联” 出面阻止，双方发生武斗。不管哪种说法，结果是“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二人。“红联”抬尸游行，沿途高呼口号：“誓与‘革匪’血战到底！”“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憾道县的8·13事件。
有人说，这场武斗诱发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但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的必然联系。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这场武斗在二中里面（注意，我说的不是“革联”里面）引出了一个人物，该人就是当时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先生， 他对制止道县大屠杀的蔓延和发展，以及揭开大屠杀的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应就此写来，但因其间情节曲折复杂，恐怕把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切割得太零 碎，故此先留个口子，后面辟出专门的篇章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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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距寿雁镇三公里处有一个叫白石寨的小村庄，村旁山上有一个岩洞叫蛤蟆岩，俗称麻拐岩，后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玉蟾岩”。岩洞为石灰岩结构，宽12至15米， 深6至8米，高约5米，其中古代堆积物厚1至2米。1993年12月我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万二千多年前的人工种植水稻壳4粒，以及大量一万四千余年 前的古陶器碎片。这一发现将人类水稻种植史向前提早了约4000年。
[2] 朱敏，男，1921年生，家庭出身中农，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曾担任伪乡干事，1950年被判刑12年，1964年社教中定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3] 本历史纪实记录的人物讲话、谈话都经过查证、核实，即说话人起码说过这样的话，起码是这样说的。
[4] 8月11日，徐善明道区里向区长李来文汇报寿雁公社抓阶级斗争的具体打算：一是各大队治保主任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二是将不老实的四类分子交群众批斗；三 是朱敏和唐松准备在批斗时捆一索子，打一打他们的嚣张气焰。李答复说：“你们这样干很好，我们要打主动仗。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斗争四类分子，捆一下有什么 要紧，打两下有什么关系。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今后也找不到是哪个打死的。你们回公社就这么大胆的干吧!”
[5] 有证据表明，杀朱敏时寿雁公社妇女主任吴九翠就在现场督促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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