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督葛量洪

葛量洪 1

葛量洪  2

葛量洪 3

葛量洪與夫人攝於港督府

葛量洪參觀徙置區

葛量洪探訪留醫的小童

港督葛量洪探訪老人家並派送望禮物 我一直認為, 在香港百多年的殖民史中, 港督的地位和影響力至為重要. 要研究和分析香港97年之前的歷史, 必先要了解港督所扮演的角色, 而港督的命運與香港的形勢亦息息相關; 舉例來說若不是97回歸在即, 香港的政治形勢變得極其複雜, 馬卓安亦不會以政治高手彭定康出任任期僅餘五年的末代港督一職, 而衛奕信亦不至倉惶辭廟.  97年前的香港是行政主導, 港督的決策很多時候成為當時香港發展的重心 (當然在現實中，他的決策無可避免地受著很多人和事的因素所影響; 如香港英,華商的利益和壓力，以及與鄰國, 尤其是中國的關係等). 當然施政的方針端乎港督的風格及其管治作風是否強勢, 即如本文主角葛量洪便是個主觀意識甚強的港督, 但與此同時他也是個實用主義者. 作為殖民地的總督, 他對1949年成立, 由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沒有好感, 但史料證實他的政策是 ” 盡量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這可從他在中國政府向港府要求移送70部中國民航公司的民用飛機一事, 他認為理在中國大陸中看到 (雖然英國樞密院最後裁定飛機歸屬台灣)。 他的看法不是因為他偏愛中國大陸, 相反他是處處防範著中共的泌透, 然而在實際行事決策上他很懂得因時際宜, 說得俗一點可謂是個 ” 世界仔”. 回頭說葛量洪, 我的童年剛好是戴麟趾管治時代的尾聲, 戴麟趾和葛量洪中間還有個柏立基, 所以我根本不識葛量洪為何物; 但不認識他本人, 不代表對這個名字陌生. 此話怎說? 原因是香港有很多建設都是以他命名; 隨手拈來有葛量洪師範學院，葛量洪號滅火輪, 葛量洪醫院，以及以葛量洪太太命名的遊艇慕蓮夫人號等.  凡此種種讓我浮想聯翩, 很有興趣去了解葛量洪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 嗣後從各方面的資料中整理出來的頭緒, 才知道他可說是個承先啟後的港督.  葛量洪於1947年繼楊慕琦出任港督時，香港剛經歷3年零8個月的日治時期不久; 基建, 房屋受到嚴重破壞, 社會可謂百廢待興。 另外他任內亦發生了多樁波譎雲詭的政治風波, 然而在他管治下, 香港不單克服重重難關, 尋且成功從轉口港主導轉型為出口貿易和製造業主導. 如此看來,他的眼光和能耐, 足可媲美今日跨國企業的總裁. 好了, 且讓我們先看看葛量洪的生平, 了解他在香港歷史上的意義, 或者可為他在歷史上做個定位. 葛量洪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 在1899年3月15日生於英國大倫敦蘇別頓（Surbiton）的茨伯翰（Chippenham）。 父親是位執業大律師；葛量洪早年入讀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並在1917年編入第18營皇家輕騎兵隊，並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後，葛量洪升讀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其後以文學碩士資格畢業。 葛量洪的父親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陣亡, 母親在戰後再婚，嫁給來自挪威的蒙特將軍。 蒙特將軍曾參與八國聯軍之役，擔任過袁世凱的顧問, 定居北京, 所以葛量洪的母親在再婚後亦隨丈夫遷居北京. 葛量洪本人則獲英國殖民地辦公室聘請，派往香港輔政司署，並於1922年12月抵港, 惟他在香港只逗留了數天，即被送到中國大陸學習中國方言(包括國語和粵語)。 在1923年至1925年間，葛量洪都是在廣州和澳門兩地學習中國文化。 1925年，葛量洪到北京探望母親和繼父，並遊歷了紫禁城和頤和園各名勝. 由此看來, 葛量洪可以說是半個中國通, 奠定了他日後成為港督的堅實基礎. 1925年葛量洪在遊歷北京期間結識了來自美國的女子慕蓮森遜（Maurine Samson），兩人結識後不久，即決定結婚，婚禮在1925年10月28日於香港舉行，並且由時任輔政司施勳爵士為新娘送嫁。  葛量洪還曾租用了時任港督司徒拔爵士的遊艇，到長洲渡蜜月, 不知是否這樁往事促使葛量洪日後購入港督專用遊艇, 並以妻子命名?     葛量洪與太太慕蓮甚為恩愛。  1970年慕蓮去世, 葛量洪於1972年與瑪嘉烈·依蓮·呂姆萊夫人（Mrs Margaret Eileen Lumley）結婚。在葛量洪逝世前生病的日子，他都是由呂姆萊夫人所照顧。 1925年葛量洪返港，開始在香港輔政司署供職。 1925年至1935年的十年內，葛量洪主要在輔政司署工作，期間他曾兩次返英國進修; 第一次讀法律並取得執業律師資格，而第二次則是往帝國國防學院進修。 1934年適值當時香港法官短缺，葛量洪曾一度被借調任初級裁判官, 但最後仍是返回輔政司署做事。 葛量洪在1935年調任百慕達出任輔政司；1938年被派往牙買加出任輔政司。 在牙買加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葛量洪曾與美國合作，讓美國海軍使用牙買加之海港作中途站。 1941年葛量洪被調到西非奈及利亞出任布政司. 當時的奈及利亞是盟軍的重要據點，除了有兩個派往緬甸的師在當地受訓外，奈及利亞也是棕櫚油和橡膠一類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地。  葛量洪亦曾參與過盟軍在西非舉行的連串軍事會議。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戰尾聲的時候，被擢升為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 斐濟總督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總督職級職位。 任內葛量洪著手於重建，除修復在戰時被破壞的基建外，他又設法恢復當地經濟.  另外他亦成立各種機構，謀求國際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發展和福利事業。 1947年葛量洪獲委任為香港總督。 葛量洪於1947年抵港履新時，香港剛經歷自1941年至1945年的日治時期, 社會基建受到嚴重破壞; 儘管重光後的過渡軍政府和隨後楊慕琦的民人政府皆全力投入重建，但1940年代末香港的市面仍然頗為荒涼, 猶幸戰後的香港政府為了安撫民心, 放寬了很多歧視華人的限制，如在1947年撤銷了不准華人居住太平山山頂的慣例，而華人加入行政立法兩局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雖然這些政策對經濟無甚裨助, 但華人的地位日漸提高，畢竟使社會氣氛較和諧和融洽。 葛量洪甫上任為港督, 即遇上兩大辣手問題; 難民不斷湧入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制裁而殃及香港.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已結束，中國大陸卻沒有恢復和平; 1946年起中國物價飛漲、貪污腐敗橫行使國內民不聊生, 而國、共兩黨決裂，終於導致內戰的全面爆發。 1948年至1949年之間的「三大戰役」後，國民黨的敗局已成。 由於中國形勢動盪不已，促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 這種現象在1949年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越發加劇。 雖然在這批難民之中不乏為逃避共產黨政權的資本家，他們帶來的資金和經驗, 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但大量難民湧入, 始終對香港構成了沉重負擔，更造成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 另外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衍生出的冷戰，也對香港構成極大的負面打擊。 為免共產主義擴散，骨牌式赤化其他國家，「恐共心理」與「杜魯門主義」成為了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的主流態度。  而與共產中國邊境接壤的香港因為夾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之間, 飽受衝擊. 期間1950年爆發的韓戰，更差點使香港的經濟崩塌。 儘管面對種種的困難，葛量洪成功化解種種危機，使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並逐漸步入現代化。  所以不管如何，香港的歷史應該留下一頁記載他的貢獻. 這裡我們先談香港的內政問題. 葛量洪上任後所面對的第一道難關便是要應付大量逃港的難民. 在開埠之初，華人只視香港為暫居地, 他們在香港工作賺錢後，一般都會回鄉安居，所以當時香港人口流動性甚高; 即使上世紀二, 三十年代，中國軍閥互相攻伐, 內戰一旦爆發, 難民即湧港避亂，但這批難民往往在內戰完結後即返回內地,不會在港長留. 故此港府的一貫做法是不會對難民提供特別救濟和支援，也不會制定長遠的人口及福利政策; 一則無此需要, 另外也惟恐會變相吸引難民來港。  香港首次有大批難民打算永久居留，要算是在1937年日本侵華後的一段時間；不過這批難民卻在香港淪陷後，遭日治政府強行遣返中國。 然而，由於戰後中國政局持續動盪，難民不斷湧入, 至使香港在1940年代中至末期的人口數量急速飆升; 1946年中已經回復至戰前逾100萬人的水平, 由於難民到港後留下，結果踏入1950年年中，香港的人口竟劇增至接近240萬人，全港大約每三人即有一人是難民。 此情此景下逼使葛量洪在1950年5月宣佈封鎖邊境關卡，限制難民進入香港，以紓緩香港的人口壓力。  這裡我需要對中, 港兩地的關卡和出入境歷史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1950年代以前中, 港邊界除了設有一些哨崗外，基本上是不設防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出入兩地，而主要的進出地則在文錦渡、羅湖和沙頭角三地。 新中國成立後，雙方卻開始在邊界設置障礙。  至於在邊界的管制上，中方的邊境守軍很多時會關閉關卡，嚴禁任何人前往香港，中國人民解放軍甚至曾經槍擊企圖越過障礙、逃英界的難民；而解放軍也曾經越界，將難民捉返華界。  此外，負責在邊防巡邏的香港警察與駐港軍人也偶爾遭到解放軍的襲擊；如有些警察曾因為在巡邏時過分接近邊界，遭解放軍開槍示警；亦有警員在英界邊防視察時，遭越境的解放軍阻止巡邏。 面對著越來越嚴竣的形勢，葛量洪終決定在未有設防的邊界地段設置障礙，二戰前人們自由出入中、港的情況，自此不再復見。 這中間有個轉折; 1956年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放寬言禁，一時間中國的局勢似乎平穩下來, 不少港人遂趁機要求港府重開關卡，並指離開香港的人定必比進入香港的人多。  葛量洪在1956年2月重開關卡，但重開關卡吸引大量難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佈關閉關卡。 在開放關卡的短短的七個月時間內，即錄得60,000人淨進入香港。  葛量洪卸任後，1960年代因大躍進及文革而引發起一次又一次的難民潮, 當然這是戴麟趾的問題了(詳情請參閱我早前的網誌 "港督戴麟趾" 和 "偷渡狂潮" 及其補遺篇 ). 在房屋政策上, 葛量洪做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曾遭到猛烈的轟炸，所以重光後，全港有近四分之三的房屋因為遭破壞而不能居住。 儘管港府在戰後已立即著手於重建，但大量的難民湧入，對香港的住房構成極大的壓力。 由於港府一向奉行自由經濟 (說穿了是無心無力)，為 ”避免干預市場” 而沒有任何公營房屋計劃， 加上港府期待難民在短期內便會返回中國，所以只採取一些 "隻眼開,隻眼閉" 的治標措施, 如容許難民在城市邊緣和山邊建造寮屋作棲身之處。  這類任意興建的寮屋，一般只用從火水罐拆出來的鐵皮或木板搭建，寮屋一般面積極小，但往往需住上一家幾口.  此外，這類寮屋一般缺乏乾淨水源，而且衛生情況也十分惡劣，火災更是無日無之。  而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石硤尾寮屋區發生的特大火災將問題清楚地浮現出來. 火災中雖然只有三人喪生，但大火一夜之間使50,000人無家可歸。  這次大火使港府真正意識到難民不是短暫留港, 房屋已成為逼迫在眉睫問題，從而促使香港的房屋政策出現了根本的改變。 大火發生後，葛量洪決定即時興建一批徙置大廈安置災民。  整個清理災場、修築道路以及興建第一批徙置大廈的工程，前後僅用了不到三個月便宣告竣工。  此外葛量洪又成立了屋宇建設委員會和徙置事務處，專門負責興建徙置區，以安置寮屋居民。  早期的徙置區，每區大約容納60,000人，每座徙置大廈則可住2,000人。  儘管這些徙置區的規劃十分簡陋 (如共用廁所浴室, 廚房設在走廊等)，但徙置區內裡有商店、學校、診所和社區中心等配套設備，所以環境事實上要比寮屋區好得多, 當時有個說法: "抽中入住徙置區, 比中馬票還要高興"。 1950年代香港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有安置的需要，港府要在財政甚為緊絀的情況下開展興建徙置區計劃著實費煞思量。  葛量洪曾經就此事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 要求捐助資金，結果英國、美國和聯合國均曾撥出專款以助建造徙置區。 自葛量洪推出徙置區計劃後，香港政府即負起了建造公型房屋的責任.  時至今日，港府已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業主。  另外，繼他以後，港府又推出了多項房屋政策，當中計有「政府廉租屋計劃」，以及後來的「十年建屋計劃」, 「居者有其屋計劃」等等。 葛量洪被視為最偉大的港督之一,  原因是他推動香港公營房屋政策，讓很多港人安居樂業, 可謂功德無量, 其重要性可與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看齊, 值得在此作更深入的探討。  事實上葛量洪和麥理浩都是在無計可施 (甚至可以說迫上梁山) 的情況下才作出相關的決策, 我想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決策對香港往後的發展有著如此深遠的影響，當然他們做這些工作時,  只是因時制宜, 全然沒有想到自己正為香港企劃其未來幾十年的發展藍圖。  回頭說葛量洪的公屋政策, 1950年代以前香港政府以及商界一直抗拒任何政府建屋的計劃。  在楊慕琦時代，港府透過租金管制以及在更新地契時加入條款，增加香港樓宇供應, 但到了葛量洪接任時，國共內戰繁頻，新建樓宇已應付不了排山倒難民海的住屋需求。  政府開展建屋計劃，事在必行，但葛量洪仍打算倚靠商界及非牟利組織的力量建屋。  舉例來說希慎興業欲於其地皮建築住宅，此舉可幫政府達成其建屋目標, 可是雙方就政府撥款資助的數額討價還價，最終政府只肯替希慎作擔銀行借貸保人。  而在不久之後，香港房屋協會從社會福利局（後改組為社會服務聯會）取得來自英國的援助金。  協會希望能得政府撥地，然後用那筆錢建勞動階層住宅。  然而，房協建屋的計劃卻一波三折，匯豐銀行起初拒絕向房協貸款, 原因是房協委員何明華主教 (Rev. Ronald Owen Hall) 素來關心弱勢社群，亦是敢言之士，卻得罪了商界中人, 匯豐總經理Arthur Morse直言不會支持任何與何主教有關之項目。政府惟有另組模範屋宇委員會，之後獲匯豐貸款，建成模範邨。 這些由商界或非牟利組織主導的建屋計劃，應付不了大量新移民的住屋需求。  私人房屋的售價及租金，亦非一般難民所能夠付擔, 只有政府才會有應付龐大建屋計劃之能力，但港府一直舉棋不定, 市民惟有在空置土地建寮屋居住。  這裡不得不再提1953年的石峽尾寮屋區大火，大量居民流離失所，才令有關方面正視問題。 在石峽尾大火後，葛量洪初時仍不願承擔起興建公營房屋的責任, 他擔心提供房屋等福利會招惹中國難民來港, 相信難民會像戰前那樣回流中國，未意識到新中國共成立後，很多難民已無國可歸。最終打破悶局的，是和記主席兼市政局非官守議員祈德尊。  他動議要求政府為火災災民提供長期的廉價房屋, 港府在政治壓力下，委任祈德尊領導新成立的委員會。最終港府還是依從了祈德尊委員會的建議：在石峽尾建立多層徙置大廈，訂立為市民提供廉租屋的長期政策。  公共房屋的管理有一段時間是交由市政局負責，而非由港府直接管理。  由此可見，香港公營房屋之父，應是祈德尊而非葛量洪, 歷史充滿了美麗所的誤會。 猶幸在政府確定公營房屋政策後，官僚體系迅速適應並以高效率營運。  縱然公營房屋政策非由港府主動提出，但當港府開始執行相關政策時，卻逐漸建立起長遠規劃的能力, 並促進了戰後的社會發展，亦令政府在戰後逐漸掌握推動政策的主導權. 此主導權輻射至行政體系, 使香港公務員的效率成為為人稱頌的階範, 這可說是政府推行公營房屋政策的意外收穫. 在教育政策方面, 葛量洪亦頗有貢獻. 香港不少校舍在二戰期間遭到破壞, 至使校舍嚴重不足。儘管葛量洪上任後即著手興建大量的中學和小學，但遠水救不了近火，為了解救燃眉之急，他決定學校每日分上、午和夜晚三班，以盡量讓大部分的適齡學童接受教育。  此外，在何明華會督的配合下，工人學校亦相繼出現。  不過，為免共產黨滲透學校，使學校變成「反殖」溫床，葛量洪對學校作出嚴密的監控，除了由有關部門審視課程外，家長會有時也要向教育部門作出匯報.  此外，港府更曾關閉一些受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學校。 另外，隨著學校數量的增加，教師的需求亦日益增大, 單憑羅富國教育學院未能滿足培訓香港所需教師，結果葛量洪在1951年9月新設了葛量洪教育學院。  葛量洪對於新的師範學院以他命名，感到十分自豪。 至於在大學教育方面，香港當時唯一一所大學 - 香港大學在戰時也受到戰火洗禮，大學本部受到嚴重破壞。  儘管大學在重光後一片荒涼，但復原速度卻十分迅速。  在葛量洪任內，香港大學得到何東爵士捐出港幣100萬元，用於興建女生舍堂，而港府本身亦撥出400萬港元專門用於重建大學；此外港府又將每年的經常性撥款調高至150萬元。 另外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不少從中國逃難到香港的學者，開辦私人專上院校（如新亞書院等）。 可是這些院校均不是大學，沒有資格頒授學位，所以要求在殖民地設立一所以中文作授課語言的大學的呼聲亦漸漸浮現。  為此，葛量洪曾在1951年委任怡和主席賈士域（John Keswick）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探討香港設立一所中文大學的可能性。  然而，香港大學擔心自己的地位將受動搖，所以對建議大力反對，一直到葛量洪卸任的時候，港大、港府以及那些專上院校始終未能達至共識。 葛量洪本人其實是贊成香港建立第二所大學的，理由是他擔心共產黨會自行在香港設立一所可與港大分庭抗禮的大學。  在他卸任後，成中文大學的建議在1961年得以落實，中文大學最終在1963年正式成立。 香港人口在1950年代極速膨脹, 對醫療服務的質與量的要求自然增加, 葛量洪對此亦有相對的回應; 戰前港府通常都會把痳瘋病病人和部分的精神病病人送到廣東省的教會醫院接受治療，不過這種做法在1949年中國易幟後就中止了。為了協助這類病人，葛量洪與國際痲瘋救濟會合作，於1951年在喜靈洲設立可收容500名痳瘋病病人的喜靈洲痲瘋病院。  另外，他又致力擴充照顧精神病病人的服務，更動工興建新青山精神病院 (傳說謂曾有建議青山精神病院以葛量洪命名，但為他所婉拒)。 除此之外，葛量洪任內興建和擴建的醫院還包括律敦治療養院、葛量洪醫院和廣華醫院等。 另外在1949年前後，湧港的難民中包括有數百位中國的西醫, 但由於中國西醫的資格不獲港府承認，所以這班醫生只可獲政府僱用，而不可以私人執業。 在葛量洪的協助下，港府為這群醫生提供了特別的考試，選出其中具水準的醫生頒授認證資格，讓他們在港行醫, 以解決香港醫生荒的問題。 除了房屋、教育和醫療外，葛量洪還推動了不少大型基建，旨在重建戰後的香港，當中包括了修建水塘和擴建機場。  這兩項計劃其實早在他上任前已在構思中，不過都是在他任內落實的。  在1952年，葛量洪正式通過動工興建大欖涌水塘.  水塘在1957年建成，共花費了1,000萬英鎊，儲水量高達45億加侖。  然而，水塘建成後，香港食水仍然不足，這使葛量洪卸任後，港府又興建了更大的水塘如石壁水塘, 萬宜水庫等，而且還開始向大陸購買東江水。   至於機場方面，葛量洪曾打算在新界屏山建造國際機場，但當他得悉飛機將來升降須要越過中國領空後，擔心飛機有被擊落的可能，因而打消念頭，改為擴建啟德機場。  啟德機場的擴建工程在1954年正式提出，工程建議把原有跑道增長至2,194米。  有關工程在1958年9月才告竣工, 自此以後，基本上任何飛機都可以在啟德機場升降，而機場直至1998年才被赤鱲角的香港國際機場取代。 葛量洪在任中最具爭議的政治決定, 要算是擱置了楊慕琦計劃. 早在1930年代以後，隨著大英帝國國力的消減、平等和自決理念的流行，以及一眾殖民地要求獨立的呼聲愈來愈高，英國政府已意識到是時候要下放權力讓殖民地發展民主，再讓他們自主獨立。 其中《1931年西敏法令》的通過，亦正式弱化了宗主國與自治領的關係，成為殖民地步向獨立的先聲。  然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到讓殖民地獨立的計劃被中斷，英國為了保持實力來對付軸心國，結果擱置了殖民地的民主進程。 戰後殖民地獨立的訴求重新湧現，英國亦著手讓殖民地獨立。當中，印度、緬甸和錫蘭等地就紛紛在戰後宣佈了獨立。至於香港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地的一員，英國政府最初也是打算讓香港走同樣的道路。  在1946年，葛量洪的前任港督楊慕琦復任後，即推出「楊慕琦計劃」，建議港府下放權力，設立一個大致上由民選產生的市議會，企圖由此培育民主，長遠使香港具備獨立的條件。  不過當時香港人忙於重建以及謀生, 對當家作主興趣不大, 社會各界始終未能達至共識，因此終楊慕琦任內，計劃始終沒有落實。  葛量洪接任後則,對「楊慕琦計劃」大潑冷火. 葛量洪認為，香港的問題「不在於自治或獨立」，而是在於「與中國的關係」，其他殖民地適用的方法也並不代表在香港同樣適用；他又認為香港的前途屬於「外交層面」，多於「殖民地層面」，因此葛量洪對「楊慕琦計劃」一直持保留的態度。  此外，葛量洪認為由於新界是租借的土地，無論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因此他更斷然認為，「香港要麼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麼是中國廣東省的一部分」，並且相信香港不可能獨立。  至於在民主的意識上，葛量洪認為香港人要的只是「穩定的環境」、「合宜的稅率」和「公正的司法」，認為香港人只注重工作和賺錢，而且不會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專家」治理香港更顯合適。葛量洪對香港政制及前途的看法, 文末有更詳盡的介紹. 葛量洪本來對「楊慕琦計劃」計劃已抱著懷疑的態度，而國共內戰與新中國的成立，更成為了「楊慕琦計劃」流產的致命一擊。  由於上述的事件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使香港陷於不明朗的前景. 葛量洪更憂慮「楊慕琦計劃」所構思的民主選舉會被共產黨控制，成為宣傳「反帝反殖」的工具，加上他一直不相信港人會忠於英國，所以葛量洪後來甚而認為計劃最終只會讓香港人以投票的方法結束英國的管治，然後「投回祖國的懷抱」。 葛量洪的看法頗得當時兩局議員和商界的認同，當時兩局議員認定方案是 「一個太危險的做法」，而怡和洋行大班更擔心設立市議會會攤分政府權力，導致政府架床疊屋。  在這種的背景下，葛量洪趁在休假時返倫敦向英國政府提議擱置計劃。  白廳最初反對葛量洪的意見，並以已經通過了「楊慕琦計劃」的最後草案為由拒絕，但經過葛量洪的多番遊說後，英國政府最終同意放棄政改。  在1952年10月，英政府於下議院以「時機不合」為理由，正式宣佈放棄「楊慕琦計劃」，計劃遂隨即為港府所擱置。 從實事求事的角度來看, 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再加上1949年後不少內地人逃難到香港，香港人口在1950年接近240萬; 面對著當時香港對房屋、醫療以及教育等社會民生, 以至韓戰的爆發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等問題在在需要優先處理, 加上當時一般人教育水準不高, 民智未開, 從緩急輕重的考慮先擱置政改議題無可厚非。  自此以後以後，香港再沒有重大的政制改革.  一直到1980年代以後，隨著中、英展開香港的前途談判，港府才另推「代議政制改革」。 雖然葛量洪否決了「楊慕琦計劃」，但他在任內仍進行一定幅度的政治改革。 首先他增加了行政局與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人數。  楊慕琦在1946年復任的時候，行政局分別有7名官守與4名非官守議員；而立法局則分別有9名官守與7名非官守議員。到1948年，葛量洪則把行政局調整為官守與非官守議員各佔6人，而在1951年，他又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人數由7人加至8人；與此同時，他亦增加了華人在兩局內的比重，以便反映華人的訴求。   其次，葛量洪在1952年於市政局重設了2個在戰後被廢除的民選議席，至1953年，民選議席進一步被加至4席。  到1956年，市政局共有議席32個，當中16個為非官守議席，其中的一半，即8席由民選產生。  儘管市政局逐步設立了民選議席，但由於選民數目十分之少，所以代表的民意極為有限。 最後，葛量洪繼承自郝德傑爵士以來所確立的公務員「本地化」制度，開始招聘華人到政府出任高級職務。  以往由洋人擔任的職位，現在只要有合適的華人，亦可用華人出任該職。  到1951年的時候，港府已經有逾 10% 的政務官及專業級別職位由華人出任。 可能是基於獨特的政治形勢，1950年代的香港國共兩黨特務橫行, 尋且成為了互相打擊的平台， 葛量洪任內的政治紛擾和動亂特別多,與此不無關係. 下文概述這段期間內香港生過的重大政治事件: (1) 遷拆九龍寨城 早在1947年的時候，葛量洪就曾因為希望遷拆九龍寨城內衛生情況極壞的寮屋，與當時的國民政府發生衝突。  國民政府視葛量洪打算清拆九龍寨城潛建寮屋的行動為帝國主義抬頭. 國民政府認為，當初中方於1860年割讓九龍半島的時候，中方在九龍寨城仍保留著主權, 可是葛量洪對國民政府的抗議卻置若罔聞，他認為港府就20世紀以來就實際控制著寨城，而且中方一直也沒有表示反對，所以清拆該處非法寮屋是理所當然的事。  葛量洪在此事上十分強硬，除了打算向英國要求授權清拆外，更派警方介入事件。  最終九龍寨城事件觸發廣州於1948年出現反英示威，期間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更遭暴徒焚燬。 嗣後中、英兩國政府均就九龍寨城的問題作出多次交涉，但由於雙方均不願退讓，結果使九龍寨城的管理問題一直沒有獲得解決，但葛量洪亦沒著手清拆寨城.  此事一直擱置至後來中、英兩國在1980年代於香港前途問題上達成共識以後，九龍寨城才得以落實清拆。 (2) 爭奪兩航資產事件 所謂「兩航」即是中國民航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兩間公司分別於1930年及1931年國民黨執政時期成立，其中中航更是由中美合資經營。1949年國共內戰進入最後階段，同年5月中共接管了上海，也包括了兩航在上海的資產。  直到10月新中國成立，當時不少人對新政權充滿期望，有些甚至主動回國建設。 同年11月9日，兩航的總經理在中國大陸的「協助」下，與56名兩航職員駕駛12架飛機在香港「起義」飛往天津和北京向中國投誠。中國政府正式「接管」兩航後，於11月13日向殖民地政府要求移送仍滯留在香港的71架飛機。 國共兩黨並在香港同時申請了「臨時禁制令」，於是兩黨也不能將飛機從香港移走。 當時葛量洪表示在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不准兩航飛機飛回內地。另一方面國民黨為了阻止中共接收這些飛機，將飛機賣給了兩個由美國CIA背後支持的商人，兩人亦成立了美國民用空運有限公司（簡稱CAT）。  CAT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要求接收這些飛機, 美國泛美航空尋且派了兩名副總裁到港，試圖遊說葛量洪不要將飛機移送到大陸。 1950年2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駁回CAT的申請，並且解除了飛機的「臨時禁制令」。  CAT不服判決，再向香港高等法院合議庭提出上訴。同年5月13日，合議庭維持原判，駁回CAT的申請。  當時美國國務院表示即使法庭駁回了CAT的申請，但飛機仍然不能送返內地，因為聯合國已對中共禁運軍用物資。最後事件升級至英國樞密院, 最終樞密院在1952年7月及10月將兩航的71架飛機及其他資產都判給了CAT，推翻了香港高等法院的判決。 (3) 羅素街事件 1949年12月，香港電車公司工會發動工人，以物價上漲、需要維持生活為理由，要求增加生活津貼、年底花紅及有關工人福利等要求。  雙方交涉無效後, 工人於12月24日以「賣大包」的方式實行罷工。所謂「賣大包」即是工人照樣上班，電車照開，但不收乘客車費。 到了12月28日早上，電車公司宣佈解僱全體售票員，並關閉廠房。  1950年1月2日電車工會提出調解，1月5日電車公司提出仲裁，電車工會不同意，主張談判，雙方僵持不下。工潮遂進一步擴大。 1950年1月30日，港九38個左派團體合共3000人前來羅素街電車廠舉行 「慰問電車工人大會」。其後殖民地政府派出大批防暴警員來到羅素街，最終釀成流血事件。  事件導至20餘人重傷，80餘人輕傷，工會主席等47人被補，其中十多名工人被遞解出境。 另在同年十一國慶期間，一群左派學生前往摩星嶺難民區公民村挑釁，並與當地國民黨支持者暴發了流血衝突，事件促使葛量洪把那批國民黨支持者遷往新界東南部的調景嶺。 (4) 粵穗慰問團事件 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東頭村木屋區發生大火，燒毀了數千間房屋，造成一萬多人無家可歸。當時中國大陸政府表示從廣州市派遣一隊「粵穗慰問團」到香港慰問災民，並計劃於1952年3月1日訪港。  然而葛量洪擔心慰問團會在香港宣揚「反帝國反殖民」的訊息，因此拒絕慰問團入境，結果引來香港的左派報章紛紛對殖民地政府口誅筆伐。 直到慰問團預計抵港當日，有群眾在尖沙咀火車站等候迎接慰問團，其中一部份人更欲前往羅湖邊境，但遭警方阻止。  群眾得知慰問團被殖民地政府阻撓未能入境後在九龍發起示威，當局要出動警察和啹喀兵維持秩序，騷亂才被平息。  其中一名滋事者被警察擊斃，另有多人受傷，警方拘捕超逾100人，其中18人被定罪，12人被遞解出境。 (5) 1954年國泰空難事件 1954年7月23日，國泰一架DC-4「空中霸王」客機載着6名機組人員及12名乘客從曼谷返港。途中飛至海南島以東30海浬之公海上空時，機長及副機長發現兩架解放軍空軍蘇製戰機。  國泰飛機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受到戰機射擊, 最後飛機在海面成功降落，右邊機翼與機尾在迫降時折斷。美軍航空拯救隊出動救援遇險乘客, 事件最終造成10死8傷。 同日中國外交部對英方表示遺憾，指出7月23日事件起因是兩架戰機機師誤以為飛機是屬於國民黨的轟炸機，並擅自將其擊落。  中共指事件屬於意外，對傷者及受難者家屬致以同情及慰問。事後，北京分別向國泰賠償251,400英鎊，向英方的總額則為367,000英鎊, 而肇事的解放軍機師亦被判刑；有關的戰地面指揮員亦受到紀律處分。 事後英國向中國提出抗議。美國國務卿更發表強硬聲明，遣責中國解放軍空軍行為。美國國防部派出包括兩艘航空母艦抵達海南島附近海域。  7月26日上午，美國海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再次在海南島東部海域發生空戰，解放軍空軍兩架戰鬥機全部被擊落，事後中美雙方對事件作出不同的說法。 (6)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克什米爾公主號（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  1955年4月，中國獲邀參加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 當時中國向印度航空租用克什米爾公主號作包機服務運送代表團成員經香港往萬隆出席會議。  原定總理周恩來也會乘搭此機。 當時國民黨的情報機構「國防部保密局」得悉後此事後，決定在香港向包機放置炸彈。 當時中國已收到有關情報，於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向殖民地政府交涉，要求航空公司加強保安。葛量洪對中國作出安全保證，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期間也得到嚴密保護, 但保密局在香港的特工仍然成功收買到一名飛機清潔工人於飛機在啟德機場停留期間裝上炸藥.   結果原定乘坐包機的中共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沒有上機.  周恩來改變行程與代表團成員先往緬甸，然後以另一包機前往印尼。  最終登上克什米爾公主號的11人多數為工作人員，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新華社記者及攝影人員、一名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兩名外國記者。  後來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  罹難乘客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黃作梅, 黃死後香港新華社分社社長一職懸空了兩年, 直至梁威林接任為止. 事件發生後，中國向香港政府提出照會，指港府在事先得到警報下仍未能夠保障飛機安全，有責任要嚴辦兇手。  經過調查後，放置炸彈之清潔工已於1955年5月18日逃往台灣, 港府發出了通緝令但無法引渡其回港, 而事件在香港的主謀，涉案的國民黨特務則因為證據不足而不被起訴，只被驅逐返回台灣。   事後香港政府為了平息中國的不滿，亦搗破了國民黨在港的十餘個情報據點，並宣布事件為「恐怖事件」並保留永久追究的責任。 (7) 雙十暴動 自國民黨退守台灣以來，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支持者每年都分別於10月10日與10月1日的國慶日舉辦慶祝活動，期間更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分別掛上國共兩黨的旗扯。 1956年10月10日為國民黨國慶日，一名李鄭屋徙置區的政府職員因錯誤地堅持要求民眾拔去一面展示於邨內的青天白日紅旗，引起國民黨支持者不滿。  未幾事件即觸發九龍各個徙置區（包括李鄭屋、大坑東、牛頭角及何文田等）出現騷動，而且更愈演愈烈。 騷動參與者包括一些三合會14K及和安樂背景的國民黨支持者，其中青山道的南華玩具廠、中建國貨公司、廣州鋼窗廠先後被襲擊，嘉頓廠房被群眾掠奪及縱火，深水埗、旺角及油麻地一帶繼續有搶掠事件。  及後荃灣爆發生大規模的暴亂，群眾衝擊會德豐紗廠、東南紗廠、寶星二廠及南海紗廠，要求廠方掛上青天白日紅旗、開除左派工人、承認右派工會、日後僱請員工要得到右派工會同意等。  群眾又到工聯會工人醫療所、紡織染工會福利部及絲織工會福利部所在的木棉下村，以及海壩村的搪瓷工會荃灣分會，在上述左派機構大肆搶掠縱火及毆打職員。 葛量洪在暴動初時正在外地休假，未及即時返港親身處理。期間九龍和荃灣等地更一度陷入不受控制的局面，最後葛量洪返港指揮下，港府派出軍隊鎮壓，連串暴動方於同年10月14日結束。這次事件中共有59人喪生，384人受傷，而港府亦拘捕了1241人，當中不少人(包括台特統領王新衡)被葛量洪運用總督特權逮解出境往台灣。  有說葛量洪與台方達成協議, 日後處理台灣情治人員時, 只會解往台灣而不會判刑, 以此換取台灣特務承諾不會在香港搞恐怖破壞活動. 1956年12月23日葛量洪發表《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指出無証據顯示事件是有預謀發動，只是支持國民黨的三合會成員試圖擾亂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  他指出暴動範圍僅局限在九龍地區，而未有組織性蔓延至港島，而暴動的中心九龍北部一直是香港罪案率偏高的地區。暴力事件多為國民黨支持者與三合會成員連結向左派工會清算舊帳，試圖奪取勞工界的主導權所致, 並堅持騷亂並無鮮明的政治目的。  當然這次事件跟國民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是不爭的事實，葛量洪此言只怕是礙於形勢的誅心之論。   雙十暴動是國、共兩黨在香港最大規模的衝突.  此後，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日益縮減，相反，共產黨在香港的勢力卻日益膨脹，後來更借文化大革命與工人工潮的爆發，發動六七暴動。 雖然香港在1950年代內一直受到不同政治紛爭的衝擊, 但說到底那只是"內亂", 較易於處理. 其實葛量洪任內最大的危機不是香港的內部問題, 而是自1950年至1953年發生的韓戰. 那是國際事件, 外來的經濟打擊, 不是香港政府力能自行解決, 其影響一度使香港經濟陷於崩潰邊緣。 其實早於1950年初，受著亞太地區局勢不穩，美國政府已呼籲在港的美籍僑民儘早離開。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與聯合國更先後於1950年12月和1951年5月18日通過對香港實施貿易禁運，以阻止物資進入中國大陸，切斷對共產黨的補給。  禁運對香港所造成的打擊既直接且致命性，這是因為香港自開埠以來，就一直是轉口港. 實施禁運以後，香港剛從戰後快速復甦的轉口貿易即時沉寂下來。 貿易禁運一方面使港府的財政收入大減，但卻同時大大助長走私活動。  自禁運以後，不少走私分子便趁機在香港水域和偏遠的離島與中國進行貿易。 由於香港四面環海，加上港府的緝私隊力量薄弱, 根本無力維護秩序和法紀，結果韓戰期間香港的走私貿易十分猖獗, 香港亦因此頗得惡名。  除此以外，當時不少出口到美國的香港貨品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於華府擔心中國貨品會冒充香港貨品進口當地，於是他們對進口的香港貨作出十分嚴格的限制。  以香港出口的臘鴨為例，美方就曾以鴨蛋來自大陸為理由拒絕進口，而港府則指鴨蛋在香港孵化成鴨後才加工，所以是香港產品，幾經爭取，美方最後同意所有在港孵出的鴨子，均須加上標記，然後才可加工成臘鴨，再出口美國。  條例嚴苛至此, 禁運對香港所造成的打擊之重可想而知. 禁運除了拖垮了香港的轉口貿易，連帶出口與整體經濟也受拖累。 儘管香港的轉口貿易被禁運所拖垮，但香港最終卻沒有因此而崩潰。首先，自國共內戰以來，中國大陸不少城市如上海的資本家，紛紛把資金撤到香港，把局勢相對安穩的香港視作他們新的發展基地。   這批企業家初時主要把資金投資在商業.  韓戰扼殺了香港的轉口業，促使他們紛紛改而投資到工業和房地產等實業, 使香港的工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   此外大量難民的湧入，使香港充斥著廉價勞工, 如此有利的條件, 讓制造業在短短的幾年間蓬勃起來.  儘管香港的轉口業急速收縮，但出口貿易卻有長足的發展; 由於香港正好比鄰戰區，有交收方便的優勢，所以物資的需求反而在韓戰期間有意想不到的增長，其結果促使香港從轉口貿易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往出口貿易的方向發展。  韓戰完結以後，香港製造業繼續有強勁發展，當中以紡織品、假髮、玩具和膠花等最著名。 工業最後成為打救了香港經濟的泉源.   根據1954年的數字，香港成衣業工人的數量佔全港勞動人日總數的30%。  香港制衣業的高速發展使當時英國的傳統紡織工業的生意一落千丈，促使他們多番向葛量洪提出抗議。  此外到了1955年，隨著香港的工業和經濟都錄得持續大幅度增長, 葛量洪還廢除了自日治時期以來的米糧配給制度, 由此一端即可見香港的經濟在1950年代已有長足的增長. 雖然是1950年代, 交通仍甚為不便, 但葛量洪卻依然僕僕風塵, 為香港穿梭中美.   當然訪中和訪美是易為了截然不同的目的 .   葛量洪曾在1954年年底專程赴美, 主要是為香港"洗底"; 原因是經歷韓戰以後，香港的名聲在美國變得很差，這主要是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香港是走私天堂, 勞工密集的大工廠，以及處於被 「赤化」的邊緣。  因此在英國駐美大使的提議下，葛量洪於1954年年底到美國進行巡迴演講. 在6星期的行程中，葛量洪一共走訪了16個城市，所到之處都他會發表演說，推銷香港. 為了建立一套清新良好的形象，葛量洪在美國還發表了題為《香港 - 東方柏林》與《香港 - 自由基石》等的演說。此外他又接受不同電視台訪問，而且還與不少團體展開公開論壇，就香港前途發表意見。 除了美國外，葛量洪任內最重要的外訪是在1955年年底往訪北京. 在國民政府執政時代，葛量洪曾多次訪問廣州和南京等中國城市，而且還在1948年9月的時候與妻子同遊北京, 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這些訪問不得不中止。  1955年年底在得到中英兩國政府的批准下，葛量洪與妻子以私人性質的身分，經廣州前往北京。  在北京，葛量洪除了飽覽名勝外，還謁見了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葛量洪盡量避談有關香港事務，但傳聞說因為表示友好, 葛量洪接納了周恩來所提出的三項原則; 不能令香港成為反共基地, 不能令香港為敵對勢力利用以對中國進行破壞顛覆活動, 以及港英政府應致力保護中國政府駐港人員.   葛量洪既作承諾, 惟在翌年的右派暴動中, 左派人士卻遭到大力打壓, 這在中國政府眼裡是言行不一, 故此有傳言謂葛量洪日後的去職與中方設局陷害有關. 另外他們兩人就澳門應否舉辦開埠400周年慶典一事出現分歧。  葛量洪認為澳門政府可低調慶祝，但周恩來的態度卻甚為強硬，認為澳門根本不應作任何慶祝殖民地成立的活動。  幾經討論，周恩來最後表示容許澳門政府就開埠400周年舉行簡單儀式，但兩人的會面仍然因此而蒙上陰影。 葛量洪返港後立即將周恩來的立場告知澳督，澳門政府即時取消了慶典活動，而將發行的紀念郵票與興建中的紀念碑計劃全部撤回。 從北京歸來後，英國政府即通知葛量洪將獲第三度續任港督，然而葛量洪卻於兩年後的1957年離任.   這次離任甚為倉卒, 而英國決定撤換港督的程序也頗為蹊蹺; 一般來說英國殖民部要更換港督, 必先在尋獲適當繼任人後才安排宣佈換督的決定, 但葛量洪的繼任人卻破例由時任輔政司的柏立基頂上, 予人以撤換葛量洪的決定並非尋常的輪換, 到底箇中有何玄機? 事情可回溯至1950年所爆發的韓戰, 翌年聯合會宣佈對中國實施禁運, 港英政府名單上的管制戰略物資多達二百多項, 即使普通如棉花, 火水,橡膠以及汽油等日用品均不可自由買賣, 如此嚴苛的限制, 根本是在鼓吹走私.  香港是個自由港, 海路四通八達, 客觀條件對走私客甚為有利;  加上五十年代香港貪污風氣盛行, 走私客只要熟知門路, 打通關卡, 便可攜帶走私貨品進出香港, 如入無人之地.  香港走私情況如此猖獗, 使中國在韓戰時不缺物資, 引至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注意並在香港進行調查, 其結果顯示香港走私活動如此頻繁, 原因是受到軍警的包庇, 甚至有政府官員參與其中.  傳言雖無證據涉及葛量洪, 但部份佐證卻指向其夫人.  中央情報局將有關情報通過國家渠道送予英國政府, 而英方為了不想破壞兩國關係而換督.  有說揭發此事者正是中國特務, 利用雙重間諜提供線索讓中央情報局追查, 原因是報復葛量洪違背訪京時所作出的承諾.  當然這是陰謀論的觀點, 僅供參考而已. 葛量洪離職前的最後政治任務, 即為官方不承認鄉議局, 並指為非法社團.   葛量洪於1957年修正社團法案, 原意是管制社團和應付顛覆及犯活動. 當時的目的, 旨在壓制引發1956年暴動的國民黨及黑社會組織, 然而由於鄉事團體自新界割讓予英國伊始, 一直保持抗英情緒, 故此1957年所頒佈的修正社團法案, 一併將鄉議局列為非法社團.  嗣後柏立基繼任港督, 於1959年通過新界鄉議局法例, 港英政府與鄉議局的關係才較為緩和. 1957年12月31日偕夫人乘船離開香港。  在卸任前夕，葛量洪得知蔣介石有意邀他訪台，而且還派專機接送，但由於葛量洪擔心這會引起軒然大波而婉拒了邀請。 葛量洪前後當了10年半的港督。香港以葛量洪爵士夫婦命名的事物有:

• 葛量洪師範學院，1951年建立，現已合併至香港教育學院，現在仍有葛量洪堂
• 葛量洪號滅火輪，1953年建造，曾為亞洲最大的消防船 
• 葛量洪獎學基金，1955年成立，為紀念葛量洪任港督而設，下設有「葛量洪傑出學生獎」
•  葛量洪茶花（Camellia granthamiana），於1955年10月為農林署一名華籍職員在大帽山大城石澗所首次發現的稀有茶花品種。在1985年，香港郵政署發行一套名為《香港花卉》的郵票，其中葛量洪茶花出現在6毫郵票之上
•  葛量洪醫院，1957年建立，位於香港島黃竹坑
•  葛量洪夫人母嬰健康院，位於荃灣青山公路
• 亞歷山大爵士號（Sir Alexander）與慕蓮夫人號（Lady Maurine），1954年運到香港，是九廣鐵路的柴油機車
•  慕蓮夫人號（Lady Maurine），為葛量洪在任港督時購置的遊艇，除供官員視察離島之用外，每當有港督上任履新，慕蓮夫人號更會接載港督，到皇后碼頭登岸
•  葛量洪夫人新村，1955年7月落成，位於大角咀，由香港經濟屋宇協會興建，於1977年拆卸

返英後，葛量洪退居於倫敦市中心皮卡地里（Piccadilly）90號的住宅。  晚年的葛量洪仍然關心香港的福利事務，而且常在不同場合發言和撰文，支持香港。  葛量洪最後於1978年10月4日因病逝世，終年79歲。 要評價歷史人物是件很艱鉅的任務, 但如果我非得這樣做, 我想我會說葛量洪的最大貢獻是將香港從古代引領到近代 (請注意，是近代，不是現代).  這中間有兩重因由和意義. 一是二戰因素; 香港在日佔時期經歷了3年零8個月的苦難, 社會固然大受蹂躪, 經濟亦大受打擊.   劫後餘生, 港英政府在恢復香港的管治權後首要的任務當然是著力重建經濟, 但需要重建的不單只是社會, 還有英國和港英政府管治的威信.   日軍侵略香港, 僅以十多天的時間便逼使當時的港督楊慕琦過江投降, 不論箇中原因若何, 駐港英軍如此不堪一擊, 徹底摧毀了香港人心目中"白人神話"的崇拜心態.   另外日本在二戰期間以 "大東亞共榮圈" 做幌子來美化/掩飾其侵略行為, 雖然最後戰敗, 但這個口號所包涵的 "要將大東亞各國自帝國主義中解放、建設共存共榮秩序、相互尊重自主獨立、反對種族歧視" 的訴求, 其實頗為切合當時東東亞的形勢, 也道出人民的心聲.   香港重光後, 港英政府也看到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才有"楊慕琦計劃".   葛量洪雖然以政治以及實際管治理由而擱置, 但也不得不在政制以及政府體系中進行了一些改革.   這是順應潮流的做法, 然而這些變改卻從本質上將香港從一個傳統的殖民地進化成為一個較靈活和合理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更本地化) 的社會. 另一個因素是時代的變化, 葛量洪於1947年出任港督, 至1957年離任, 他的港督任期主要在五十年代, 那是香港經濟從廢墟中站起來, 並克服了重重障礙, 漸次打拼成一個國際商埠以及製做業中心的日子.   期間因為經濟的長足發展, 港人亦開始重視已身的權利, 加上香港是個經濟城市, 與外國接觸既多, 自然也受到英美自由民主思想的薰陶,慢慢的便不願乖乖的做殖民地順民 (換句話說知識水平提高, 管治沒有日佔前那末簡單, 當然這是知識界的訴求, 一般市民的需求則基本得多 ).   葛量洪對此當然瞭若指掌, 他認對的方法不是政治, 而是以經濟手段擺平.  4,50年代香港仍是個 ”餐揾餐食餐餐清”的世紀, 大部份港人旨在追求三餐一宿, 葛量洪的經濟政策既能讓人填飽肚子, 有瓦遮頭, 自然能穩住民心.  他任內動亂不絕, 但最終仍能化險為夷, 靠的便是 ” 發展經濟才是硬道理” 的九字真言.  無可否認葛量洪是最為稱頌的港督之一。  儘管在任內經歷了種種挑戰，但他最後都能順應形勢, 將挑戰逐一化解，而且還使促使香港從轉口港過渡成更發達的製造業中心，為香港日後經濟的急速發展立下極重要之基石。  此外，香港政府不少的基本政策，例如房屋、醫療和邊防等等都曾在葛量洪任內進行革新，這除了使香港更快從戰爭復原過來以外，不少政策（如公營房屋政策）更為歷屆港府所奉行不誤。  葛量洪可謂是香港近代最重要的建築師，而他的施政更成為香港的規範。 葛量洪對中國所採取的務實態度，促使英國在1949年以後得以繼續管治香港，而中國大陸也同樣停止鼓動國內民眾發起收回香港的風潮。  經過葛量洪的努力下，中國大陸更暫時放棄向英方談論香港前途問題，這結果為香港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使香港經濟能夠在戰後穩步發展。  可是，葛量洪任內擱置楊慕琦計劃，並限制香港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於是直至1980年代以前，歷屆港府也未有作任何重大政治改革，他恐共疑共的路線使港英政府大力打壓政治活動, 是香港人政治意識薄弱的主因, 於此葛量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葛量洪與一眾其他港督不同之處在於他留下了一本回憶錄 (Via Ports -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讓我們可以從第一手的資料去了解他的經歷和治港理念, 更重要的是他如何看香港, 香港人以及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一個題外話, 我很奇怪為何港督們如此惜墨如金, 不肯撰寫回憶錄.  即使著等身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他在香港五年的港督生涯的傳記 “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and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也只是由BBC記者Jonathan Dimbleby執筆).  葛量洪回憶錄的可貴處不在於回顧, 而是前瞻; 尤其在香港前途問題上，葛量洪有甚為精闢的見解, 他認為，自香港被割讓英國以後，歷代的中國政府均視香港是「一塊暫被外國統治的中國領土」，而中國不能取回香港，是因為中國的國力太弱，無力與列強角力, 並非放棄香港主權。  事實上，國民政府還在大陸掌政的時候，宋子文就曾在某會談場合向葛量洪直言，國民政府 ”將在25年內收回香港” 。  因此在葛量洪看來，無論中國建立起甚麼樣的政府，這個政府終有一日都會要求取回香港. 另一方面，葛量洪當時認為新界既是租借的土地，無論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 但新界卻佔著香港的一大部分，亦是食水的主要來源，其邊界線又橫跨了啟德機場，所以葛量洪認為殖民地政府在1997年後將無法繼續運作。  至於在中國何時取回香港的議題上，葛量洪在1949年的時候曾認為解放軍不會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順勢攻佔香港，而他也曾讓中共國國國意識到佔領香港的壞處。  葛量洪相信，香港始終是租來的地方，終有一日要交回中國，因此如果中國單方面取回香港，英國必定會在撤出前大肆破壞，調走資金，最終只讓中國取得一個「空殼」，相反，他認為如果中國能根據自己的利益，等到1997年才取回香港的話，那英國就會很大機會完好無缺的把香港交給中國；而中國更可以在1997年前的時間繼續向香港輸出各種物資，以賺取豐厚的外匯。我相信葛量洪曾通過某些渠道將信息傳達予中國領導人, 並得到頗為正面的回應, 才訂下 "與中國為善"的治港策略. 在葛量洪這種「現實」和「務實」的態度下，港府與中共政府建立起一種不冷友熱的關係，而這種取態在英國於1950年1月承認中國大陸政權後尤為明顯。  葛量洪一方面在決策上往往會考慮中國利益，以換取中國不鼓動國內民眾發起取回香港的運動,   此外，中國政府也暫時擱置了自1942年以來提出收回香港的訴求, 即使1967年的暴動, 中方仍顯得頗為克制。  這個狀態至1979年時任港督麥理浩訪京時才被打破，香港前途的議題再被中方放上桌面。 對於英國在1950年1月6日率先承認中共政權一事上，葛量洪則認為這除了是因為英方要維護香港權益和國內的商業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共實際上已控制了中國大陸全境，所以，中共既實際管治中國，英國就沒有不承認的理由, 這切實反映了葛量洪務實的作風。 葛量洪對中國的發展也有頗獨特的看法。他認為中國走共產路線並不能責怪任何人，也不應責怪國民黨，他相信如果中日戰爭沒有爆發，則共產黨不會立國，所以葛量洪認為日本要為共產黨立國負上責任。   不過，對於中共立國威脅東南亞局勢，「赤化」鄰國的言論，葛量洪卻不以為然。葛量洪相信，即使是國民黨執政的話，也難保一個強大的中國不會向鄰國施加壓力。  他又質疑，如果中國的鄰邦受到國民黨政府，而非中共政府的威脅，那西方列強還會否作出干涉。 最後，在台灣局勢問題上，葛量洪認為台灣與古巴的情況相似。  1960年代的古巴，由於得到蘇聯的支持，計劃建立導彈發射站，使美國大感威脅。同樣地，葛量洪認為台灣的國民黨得到美國支持，派出艦隊駐守台灣海峽，這種做法同樣對中國構成威脅，因此，他認為中國對美國佈防台海所表達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個層面上葛量洪可說是一個既持平, 又看得很通透的政論家. 葛量洪對香港人的看法也頗堪玩味.  作為香港之首, 他對治下的香港人未必有太強烈的私人感情, 但從專業角度來說他有責任讓這班人在既有的資源下活得最好.    他不必, 也不需愛香港人(其實從回憶錄看得出他對當時香港人的評價並不怎樣高), 但這並不妨礙他為香港的經濟奠下基礎, 並且盡心盡意地策劃和推行了很多劃時代的政策, 惠及了幾代香港人.  我想這正是 ”古今”政局的最大不同之處.  港英年代的港督按專業精神治港, 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去應付政治化的環境和壓力團體, 如此看來港督比特首幸運得多.    話題扯得著實太遠了, 還是談回此篇的主角 - 葛量洪對香港和港人的看法. 葛量洪在赴任港督之前，曾在廣東學習粵語（並且在書中說這是最難學的一種中國話），而他的母親在二戰以前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他亦曾在北京短住，曾接觸甚多中國人。  1950年代的香港沒有一個清晰的「香港人」的群體，大部份” 居住” 在香港都是中國人, 分別是來了多久, 以及甚麼時候回國而已, 他們的在意識和文化上都仍然依戀著故地, 所以葛量洪對香港人的評價亦應該是建基於他對中國人的評價。  他認為香港並沒有需要實行政改、甚至是自治、獨立的原因，是當時的香港人本身就沒有這個要求。  他說：”他們  (香港人) 寧可將政府的事務交給專業人士去管理,大多數在殖民地的中國人對香港根本沒有什麼歸屬感“.  說穿了他認為香港是個沒有自我意識的社會, 香港人認同儒家傳統的精英政治，政治就該是上層的事，小民犯不著勞這個心。  此外香港從來無法成為一個具備實體的政治問題的核心原因還是「忠誠」這個字。不只住在香港的人都是移民、逃難來港的中國人，對香港這塊土地並沒有感情和忠誠，即使被吸納進港英政府體系的華人精英也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自覺, 作為一個被英國人看得起的華人精英，意識上早就不當自己是華人，而是「黃皮白心」，香港對這些精英也從來沒有甚麼羈絆 (還記得97年前經常掛在口邊的那句話? 香港是 "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葛量洪對此其實有甚深的體會)。 當一個社會中的精英和草根階級都「心不在此」，這個社會自然不成一個實體, 這可以解釋為何提倡下放權力的「楊慕琦計劃」竟然也不受華人社會的重視。  這個由葛量洪開始的指導原則一直延續續到英國撤出香港。  香港的民主、自治、獨立與否，從來不是它本身的問題，而是英國與中國的政治博奕之下的賭注和武器, 所以彭定康履任末代港督，即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也不過是為了與中國搞對抗，不是真心為香港的未來 .  當然歷史發展從來都不按劇本推進, 彭定康政改最後是否ends justify the means, 現在仍未能蓋棺定論。 香港在五十年代所遇到的問題沒有比中國改朝換代更大。新中國成立後, 大量難民從廣東經深圳河以北、澳門等途徑來港。  當時的政府基於人道立場接收他們，而且從現實角度來講，他們是很難阻止這些從四方八面偷渡來的難民。  葛量洪原先估計這些難民在中國的局勢穩定以後就會回國，然而他的估計錯誤，新中國建國以後，亂事不止, 大量難民就此留在香港。於是港英決定將來者不拒的政策改弦易徹。  葛量洪在這件事上說做就做，史書上沒有記載當時有沒有崇尚普世大同的左派份子、或是高呼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者、反對「種族主義」的人出來反對葛量洪。  然而葛量洪給出的理由十分簡單：“我們盡量做到力能所及的人道，但我們優先考慮的必須是我們自己的人民”.  由此可見，他是香港優先的先驅.  在他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香港是地少人多，資源有限，作為港督, 任何政策應該把香港利放在第一位，這是最自然不過.  這個香港優先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葛量洪不是普通人, 他是一港之首, 他的決策關乎幾百萬港人的福祉, 他在政治上若要守住這個原則, 便要頂得住來自四面八方(包括宗主國的壓力).  香港既然身為英國殖民地, 其政策即使不一定要緊跟英國, 但也不應與之相悖,然而此情況偶有發生, 若如此港督的取態便十分重要.  史料證明大部分港督均能恪守"既為港督, 即應以港人利益為依歸" 的大原則辦事, 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70年代初英鎊大幅貶值, 港府不顧英國的反對將港元與英鎊脫鉤自保, 這中間港府 (主要是港督)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大陸難民無限制地湧入，最終只會令本地人也成為難民。現實就是現實, 顧此必然失彼。你要看顧多一個難民，本地的資源就會少了一分。即使當時的港英政府急剎車，1953年的石硤尾木屋區大火, 事情的起因還不是因為難民太多，大家只能在山上搭建木屋，錯落相鄰。人多手腳亂，炊煙互軋，終於出事。 人道要講代價，世上沒有免費的人道。  當初香港如果由人道主義執政，堅持將香港變成一個大難民營，石硤尾那種規模的大火不知要多幾多宗, 民生不知要受多大的衝擊。  被那些高舉「反對資本主義」大旗的左翼份子口諸筆伐的「港英殖民者」，一方面鐵腕打壓街頭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卻保持著一套獨特的道德原則。  他們既封鎖邊界,  卻為已抵港的難民建臨時房屋、提供醫療，給予其子女教育機會.  功利主義者也許會問，這一切是為了甚麼？ 葛量洪對香港的收容政策是如此評價：“我們憑著本身的資源去負擔這個責任(照顧難民) 著實不易..... 照顧這些難民並非香港單獨的責任, 他們是整個自由世界的責任.  我寫信，我走訪了官員，我跟部長們談。但一切都是徒勞，我們什麼也沒得到“.    其實歷史以驚人相似的方式重演，30年後，香港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只是主角由中國人變為越南人而已. 這一切是為了甚麼? 答案很簡單, 英國人行善，是因為他們貴族式和基督教的道德傳統 (也可視之為虛榮), 以及在國際上羸取掌聲.  當然撇開動機, 這些拯救難民的行動著實讓很多人得以重生, 這是不爭的事實。  看透了這種矛盾，我們便不會像部份左派人士那樣單純地仇英、或是像坊間許多人那樣完全的親英, 世間萬事萬物, 有是果, 必有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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