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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朋友的關係, 我差不多每隔三幾天便往蓮香午膳, 如此便讓我踫上一位非常健談的長者. 基於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原則, 我沒有問, 亦不知道這位長者的姓名, 姑且稱他為 ”蓮香亞伯”罷. 他自謂已年過八十, 但卻精神飽滿, 聲如洪鐘. 你若閉上眼聽他說話, 還以為在聽鍾偉明, 胡章釗在講章回小說. 蓮香亞伯生性健談, 以他年過八十的高齡, 憶述己身的所見所聞, 可謂精彩絕倫, 在我看來是珍貴無比的口述歷史. 忽發奇想; 我倆既有緣相聚於蓮香, 聽到他訴說平生, 便好像有這個責任將他的故事整理並記載於此, 為香港歷史補上微不足道的一筆. 為方便起見, 我索興以第一人稱手法行文 (如此我可直接用他的語氣入文), 道出蓮香亞伯的生平. 我二十年代生於北角, 那時候仍沒有北角之名, 整個北角只有七姊妹道比較熱鬧 (其時英皇道仍末填海), 其餘周遭部份皆甚為荒蕪. 老北角街坊稱呼其所居之地為 ”卅間”, 估計是其最熱鬧之處有大概三十間房子的緣故 (無獨有偶, 中環也有個卅間的 ”咕喱社區”; 由樓梯街起、荷李活道、入鴨巴甸街以至士丹頓街, 加起來共三十個”巴”, 故稱之為卅間). 我從出生到結婚前都是住在板間房. 二,三十年代絕大部份港人都是在由二房東包租的板間房棲身. 我還記得那時候板間房的月租是兩元, 你若要租個有窗的頭房, 則需多付一元.我的家境其實不算差, 父親可說是半個老板, 從事向漁民收購海產再加工制成為海味的生意. 我大概五歲便正式入學 (那時候大部份小童都沒有機會唸書, 我可謂十分幸運). 我唸的是私塾 (俗語所謂的卜ト齋).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開學那天母親在我的書包 (其實是籐籃) 上縛了一束葱, 一束芹菜 (喻意聰明和勤力), 而正式開筆前我們還要跪拜孔聖人, 聆聽老師教導尊師重道的道理, 而第一天教的是三字經, 我至今仍能瑯瑯上囗的倒背如流. 三十年代北角最為港人熟知的是它的泳棚, 全盛時期有超逾十多個; 我記得的泳棚有南華, 東方, 鐘聲, 金銀等. 那年頭港人沒有甚麽娛樂, 去北角泳灘游泳是個很不錯的拍拖好去處 (南區海灘因為沒有公共交通直達, 一般人根本無法前往). 然而拍拖去北角泳灘游泳也是件頗高消費的玩兒; 計開電車車費每人一角, 泳棚入場費每人五角, 儲存物件的儲物櫃收費每個兩毫, 另外吃個馳名的艇仔粥則盛惠每碗五毫 (北角泳灘的艇仔粥可謂名符其實, 艇家先在岸上以火鴨絲, 瑤柱,土魷, 靚珠豆花生, 豬骨等熬粥, 注入小鍋後分發予舢舨, 賣予泳客及划艇的游客). 如此計算起來一對拖友去一次遊泳共銀三元左右, 三元那時候約值多少? 三十年代一個燒臘店的頭櫃 (即資深的燒臘師傅) 月薪大約廿五元, 拍一次拖用去十份之一的月薪, 不可謂不嗱脷.我人生中遇上的最大的危難莫過於日軍侵佔香港. 那時候我正藉青年期, 可謂天不怕, 地不怕的, 但親眼目睹了很多駭人聽聞的慘事, 最終還是選擇了回東莞的鄉下避難. 其實日佔初期港人也不怎麼樣驚怕, 很多人的感覺是從英治轉為日治而已, 即使日本軍政府强逼港人以四元港幣換一元軍票, 很多港人仍是甘之如飴. 然而情況在日佔的第二年開始即急轉直下, 日本人無論在民生, 民權方面都讓港人苦不堪言. 有一次我走在街上, 便親眼目睹一隊日本兵在街頭和街尾架上鐵馬, 把行人截住, 然後將精壯青年拉上車送往外地做苦工, 被抓去的十之八九都再也不能回來. 聽說很多被送往海南島起機場. 那次幸好我夠機靈, 及早逃入橫街躲避,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從日佔的第二年開始, 因為糧食短缺, 日治政府即實行糧食配給制, 每個成人每天只配給定量的白米. 其制度是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 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 由於沒有其他副食品補充, 一個成人每天只得六両四米根本不夠飽, 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勉強充饑. 其後白米亦缺乏, 日治政府改為配給蘿蔔作為糧食. 由於糧食奇缺, 因此衍生出很多悲劇和恐怖的事情. 我樓上的一家有個十四,五歲的女兒, 有一天一個密偵打扮的男人背了一袋米上去, 未幾我便聽到樓上哭聲不絕, 探頭一看只見那男人强拉著那哭成淚人的女孩子下樓. 那時候我已不算是小孩子, 隱約的猜得到那男人是以那袋米換了那女孩子, 至於這女孩子將要面對如何悲慘命運, 那是可想而知的了. 六両四的配給制度所造成的慘劇當然不至於此. 我便聽說過其時家中若有老人家逝世, 其家人都祕不發喪, 只是趁晚上靜悄悄的把遺體扔在附近的小巷. 家人們此舉並非不孝, 只是礙於情况不得不如此. 因為家人若為老人家發喪, 其六両四的配額便會被取消, 在”顧生不顧死”的大前題下惟有做不孝子孫. 這箇中還有很嘔心的下文; 由於糧食著實過份短缺, 被棄置的老人家的遺體中較為多肉的部份不消兩天便被人割去, 制成飽點內的餡. 那時候不少人都在不知情, 或者是 ”朦朧中猜想到” 的情況下吃過此種以人肉作饀料的飽.說到吃人肉, 我也聽說過這樣的一件恐怖事. 有兩家人各自生了孩子, 但大概都餓瘋了, 想把孩子吃掉, 但虎毒不食兒, 在不忍心吃自已孩子的情況下, 決定易子而食. 不知怎地其中一家的鄰居撞破其事 (具體情況太駭目驚心, 我不打算在此詳述), 大驚之下跑下樓報警. 日軍上門調查證實真有其事, 把兩對夫婦當場給槍殺.我是在日佔的第二年的年底離港回鄉下. 說回鄉下其實並不正確, 我只是逃離香港, 幾年以來遊走於深圳, 惠州, 石龍等地. 那時候日軍雖說是佔領了深圳, 廣州, 香港等城市, 但未能完全控制這些城市中間的鄉郊地帶, 這些地區即成為游擊隊 (主要是東江游擊隊) 的活動範圍. 在1943 到45年的兩年期間, 我遊走於東莞各地, 幫游擊隊做一些擔擔抬抬的工作來維持生計. 現在想起來, 我都不知道自已是否做過真正的游擊隊, 打過日本仔. 重光後我第一時間回港, 那時候楊慕琦仍未復職, 香港由夏愨少將領導的軍政府暫時管治. 日治時期剛結束百廢待興, 戰前香港經濟最倚重的對外貿易機制幾被破壞殆盡, 一般人根本沒法找到工作. 政府為了安定人心, 推出 ”以每日三元的工資請人掃街”的計劃. 其時香港一窮二白, 街上根本沒有多少垃圾, 這個 ”以工代賑” 的計劃, 讓港人 (不管你是大學生抑或是目不識丁, 總之人人日薪三元, 一視同人) 有基本的收入維持生計, 以渡過眼前的難關. 我回港後的第一份工即為掃街, 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 足夠糊口有餘. 可惜好景不常, 這個計劃只是實施了幾個月便告終了. 結束掃街生涯後, 我陸陸續續的做了幾份短期的 ”工作”. 首先由於政府為了穩定食米供應、防止囤積居奇, 香港開始實施食米和原材料管制, 因應著這個形勢, 我和幾個朋友從澳門走私大米到香港, 再批發予米舖. 可是由於我們不懂行, 所購入的大米質素很差, 以至賣出的價錢並不理想, 最後差點血本無歸. 此外我也做過街邊小販, 賣過車仔麵. 我很可能是香港第一代的車仔麵小販; 做車仔麵小販必先有輛車, 我找了個稍懂木工的朋友幫我搭了個販賣車仔麵的木頭車, 木頭車中放置金屬造的“煮食格”, 分別裝有湯汁、麵條和配料 (如魚蛋和豬皮等), 顧客可自由選擇麵條, 配料和湯汁, 通常兩,三毫子就可飽吃一頓. 我做了車仔麵小販大概三個月, 但一次意外我倒瀉了火水, 把整個木頭車都燒掉, 如此這般便結束了我的街邊小販的生涯.我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太古船塢當工人, 負責搬運貨物, 以及清潔船身. 我做了大約半年碼頭工人, 由於我唸過書, 除了識字外也懂得計數, 所以被判頭賞識, 升為文員, 為他做報告, 編寫算會計報告等. 太古是英資公司, 很多報告需要以英文書寫, 我的英文程度夠不上, 為了向上爬, 我去了荷李活道買英文書來喫, 並專攻與機械工程有關的英文. 那時候我雄心萬丈, 打算在船塢打出一片天, 但我萬萬料不到的是, 我的勤奮竟埋下了再次失業的因由 (下文將作交待). 世事確實難料!做文員讓我更清楚船塢的運作, 判頭負責碼頭的日常營運, 以及聘用工人, 當然亦需負責出糧, 後來我發覺船公司出糧是按英制, 即每個星期計糧, 並把薪金總額付予判頭以便支薪給工人. 然而判頭卻將薪金扣起, 至月底才發放予工人, 如此他除了可賺取不菲的利息外, 偶爾甚至可以將薪金挪用來做會, 收取豐厚的利潤, 由此之故他經常拖欠工資. 我曾因此事與判頭吵過架, 得回來的答案是 ”不要多管閒事”. 另外我的英文越來越好, 能與鬼頭經理傾得幾句, 判頭覺得地位受到威脅, 最後仍是找個藉口炒了我.離開船塢後, 我賦閒在家好一段日子, 時間一長, 自然感到徬徨無助, 最後想到為甚麼不子承父業? 反正自己也曾幫過父親, 收過海產, 熟悉行內的運作. 想到此我便坐言起行, 先找一些叔父輩的同行, 請他們介紹門路, 再問朋友借了點錢, 便膽粗粗的做起生曬海味的生意來. 為了”跑數”, 我走遍了香港各個角落, 而去得最多的, 是上環的海味區, 以及上海街. 為甚麼是上海街? 其實四,五十年代九龍最旺的地區, 並非彌敦道, 而是上海街. 那裏店舖林立, 酒樓多若星辰, 需要很多的乾貨海味, 所以也是我銷售海味的重點. 那年頭富裕人家要辦喜事, 都喜歡往上海街跑. 買裙掛, 買三書六禮的用品, 以至擺酒, 都離不開上海街. 五, 六十年代上海街有頗多著名的酒樓, 如武昌, 金陵等. 這些酒樓各有所長, 有些以”不墊底”見稱 (”不墊底”指所有上枱的餸菜不以疏菜叠高, 貨真價實, 主人家亦 ”夠晒面子”). 有些則請來女伶獻唱 (女伶獻唱多在晚飯後時段, 酒樓之所以安排女伶在這個時段獻唱, 是因為夜茶式微, 需要以女伶招倈茶客). 不管如何, 五十至八十年代是茶樓業的黃金年代, 很多老板都賺得盤滿缽滿, 我亦僥倖的分得一杯羹. 說起上海街的酒樓, 不得不談談至今仍健在的 ”得如酒樓”. 得如大概有三,四十年歷史, 老板離世亦已近十年, 但遺囑聲明酒樓不可賣盤 (酒樓是自置物業). 老板的後人都無心於酒樓業務, 放任由伙記們 ”自動波” 經營, 以至其內攏雖然已是破舊不堪, 仍無意裝修. 亦因為如此, 鬧市中才可保存著一間如此”老爺”的酒樓.我算是在五十年代賺到第一桶金, 並在六十年代初做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買樓. 那時候還沒有長實, 新鴻基等地產公司, 最著名的建築公司為 ”章記”. 我還記得當時張記有這樣的廣告 –“章記樓, 唔使九千九”. 我買的第一間 ( 也是至今的唯一一間) 樓也是從章記建築公司買回來的, 價錢好像是一萬多. 現在我仍住在當年所買的樓房內, 算起來已有近五十年的樓齡, “夠鐘”强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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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西環的黃金歲月 提供以上資料
西環的黃金歲月的網誌: http://oceandeeop3000.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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