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國內的歷次偷渡潮的背景和過程, 我在早前的網誌 “偷渡狂潮”中已畧作描述, 這裏我只想作一些側面的資料補充. 港英當局從 1961年3月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 新政策規定：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一律發給香港身份證, 實際上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化. 這個政策對於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 對逃港風潮可稍謂火上加油, 也直接助長了偷渡客的”士氣”, 使偷渡潮愈演愈烈. “逃港”的高潮發生在1962年的5月份, 因此當時的香港媒體以“五月大逃亡”來形容這場偷渡潮. 至80年代初, 中國內地居民偷渡來港人數不斷增加, 香港政府有感不勝負荷, 遂於1980年10月23日宣佈撤銷抵壘政策. 在當日以前已來港的內地非法入境者, 可在3日(1980年10月24日至26日)寬限期內, 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 當日後抵港的偷渡者, 則會被立刻遣返內地 (亦即俗稱為”即捕即解政策”). 政策公佈後, 數以千計偷渡入境者, 在寬限期內到位於金鐘道的華人延期居留辦事處, 日夜不停地辦理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 蔚為奇觀. 1962年的“五月大逃亡”是“明報”的轉折點, 在此以前明報只是一份不大起眼的報紙, 無論在名氣和銷售量都充其量算是一張二線報紙, “災民逃亡潮”徹底改變了明報的命運. 這年從這年2月起, 從廣東逃亡到香港的難民漸漸形成規模. 到了5月, 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人湧入. 這場突如其來的逃亡潮讓港英當局手足無措; 以至焦頭爛額. 報紙以報導新聞為天職, 面對這樣有社會影響, 甚至轟動全球的大新聞, 傳媒們又怎能保持沉默。“明報”本是一張持中立原則的報紙, 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包括大陸政府, 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 所以最初沒有怎樣報導這個新聞. 然而逃亡潮逗逕自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被困在梧桐山一帶的難民越來越多, 港英當局一籌莫展. 整個明報採訪室都沸騰了, 記 者們從邊境帶回來的消息和慘况灑滿在編輯部的桌子上, 。港聞版編輯不斷的問：“登不登這消息？”幾乎每個人都對這樣的大消息也不登表示不滿. 經過連日的心思交戰, 明報老板金庸終於下決心予以大篇幅的報導. 5月8日, 明報首次以“爺娘子弟哭相送塵埃不見羅湖橋”的標題在頭版頭條刊出新聞. 5月11日, 報社內的骨幹記者幾乎空群而出, 前往第一線; 沙頭角, 粉嶺, 元郎, 羅湖等難民聚集的地方採訪, 了解移民真實的生活, 心態, 並拍攝了大量照片. 這是“明報”創報三年來, 首次大規模的採訪, 也是第一次與幾家大報硬打硬拼, 爭搶新聞. 5月14日, 金庸安排龍國雲等幾個記者前往沙頭角梧桐山採訪, 梧桐山幅員廣闊, 橫跨香港新界與廣東惠陽淡水, 每天有幾千人從那裡偷渡到香港. 由於香港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攔截, 造成大力偷渡者聚集在山上, 人聲鼎沸, 一片混亂, 暴亂似乎將要一觸即發. 記者在山下看到許多老弱婦嬬的偷渡客跌傷, 患病, 水盡糧絕, 她們以吃樹皮, 木蕈充饑, 實情是坐以待斃. 5月中連續一個星期, “明報”的頭版幾乎都是有關逃亡潮的圖文並茂的報導. 5月15日，金庸發表了有關逃亡潮事件的首篇社評“火速！救命！ - 請立刻組織搶救對上梧桐山”，他寫道：“最寶貴的, 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 是救人性命！”這是他受到讀者注意的第一篇社評, 也奠定了日後”金庸社評”的金漆地位. 與他的社評相呼應的, 是陳非的特寫“梧桐山上慘絕人寰”. 以“明報”當時的人力，物力, 本來根本無力與大報相比; 但金庸執筆的社評獨闢蹊徑, 寫來情文並茂, 在新聞報導之外, 引起了讀者的共嗚 (這可能與他唸的是專業是外交, 因而看事度情都能以較濶的視野觀之有關) . 在“巨大的定時炸彈”一篇社評中, 他寫道：“香港政府目前所採取的對策,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在決策人自己, 也是相當痛苦的. 至於在邊境執行這決策的軍警人員, 當然也是很難受, 很不愉快的. ......事實上, 這件事好比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 警方人員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貫注地設法移開, 是否能夠安全解決, 現在尚未可知. 萬一處理稍有不慎, 以致爆炸開來, 那麼全香港320萬居民就要受到極大的災禍. 我們如果單憑一時感情衝動, 反而去和搬移定時炸彈的人為難, 豈非危險之極？“ 接著，他又發表“協助警方, 共度難關”; “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等社評, 第一次公開批評了中國政府對“逃亡潮”熟視無睹, 採取冷漠的態度. 他進一步分析,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大的“逃亡潮”, 是因為“連續三年來中國大陸上的災荒, 糧食發生嚴重困難。”這些批評也埋下了“明報”與“大公報”等左派報紙矛盾的種子，成為日後論戰的伏筆. 面對逃亡潮事件, 金庸從開始的不聞不問, 怕惹事端, 到後來全力以赴, 作出熱烈的回應, 有人認為是他在社會變動中學到的生存伎倆, 也有人認為是他的讀書人的知識分子心態使然. 同時, 他在明報刊出啟示, 呼籲社會各界捐資, 捐物, 救助難民. 從 5月13日起, 他讓明報記者每天運送一車食品到邊境分發給難民. 明報的呼籲得到了廣泛的回應, 不到一星期, 就籌集到一千五百元港幣及大量日用物品, 各界的捐款和物資還源源不斷地送到明報, 報社堆滿了捐贈物品, 全體員工忙得透不過氣來,狹窄的報館彷彿成了一個小小的救援中心. 這個情况要到了5月19日香港當局禁止他們進入邊境才暫停. 當時，“星島日報”, “華僑日報”等都大力報導了逃亡潮事件, 但對難民的實際救助遠不如“明報”. “明報”因為“凸現了人道主義和個性”貼近讀者, 出現了希望的轉機. 在香港的報叢中脫穎而出, 剎那的光芒甚至讓所有的大報都黯然失色, 幾乎一夜之間就讓香港市民刮目相看. “明報”終於度過了慘淡經營的三年創辦期, 每天的發行量迅速超過了三萬份, 5月份的平均日發行量達三萬一千零六十八份, 不久就突破了四萬份. 1962年6月17日起, “明報”每星期增出“自由談”副刊; 從國家大事, 香港興革, 賽馬電影到飲食男女, 無所不談, 以“不偏不倚, 公正無私“為標榜, 力圖辦成一個開放的公共園地, 因為它 ”濃厚的書生色彩“, 而深受知識分子, 尤其得到那些離鄉背井, 從大陸出來的知識青年的特別鍾愛. ”自由談“的出現,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明報”的報格, 使“明報”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 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報, 迅速一躍而成為一份以新聞, 評論為主, 為知識分子所接受的大報. 當然, 金庸在此次報導大逃亡潮與當時左派結下的樑子, 發展至67年暴亂使他成為左派們的第二號暗報殺對象, 以至他不得不暫且離港避走他鄉, 然而這是另一個故事了. 另外, 下面是網友”加倫”君的真實經歷, 讀來頗有觸目驚心之感: 山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也不盡是逃亡者, 其中有些是香港居民, 他們來到山頭尋覓親人. 我看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 跌跌撞撞的在山頭上四處奔走, 手上舉著一個寫著名字的牌子, 一邊用鄉音叫喚著被尋覓者的名字. 原來他接到鄉間的書信, 兒子已經在十多天前起程, 參加了逃亡者的行列, 但至今仍無音訊. 這位老人家愛子心切, 便每天都來到梧桐山上到處找尋, 希望能與兒子相會. 公路旁邊停滿了不少汽車, 阻塞著來往交通. 這些人有的是來看熱鬧, 有些人是來接應親人; 要勞動警員向他們發告票, 才把這些違例停泊的汽車嚇走, 但這邊剛趕走了, 那邊又停滿了一大堆汽車, 使到發告票的警員疲於奔命. 天公好像故意與逃亡者為難, 天色陰晴不定, 有時是烈日當空, 忽然傾盆大雨. 梧桐山上都是草叢, 樹木不多, 逃亡者想找個遮陽避雨的地方都不容易. 烈日當空時, 他們被曬得頭焦額爛, 傾盆大雨時, 雨水迎頭淋下, 就算想找個乾爽的地方躺下來也不可能. 有些人便因此患病, 倒臥地上, 痛苦呻吟. 觸目所見, 這裡豈是人間, 簡直如同地獄！ 為了堵截成千上萬的逃亡者, 香港政府不但出動了全部警察, 還派出大量尼泊爾士兵來協助, 甚至連輕型鐵甲車都派上了用途. 由於恐怕逃亡者情急之際會冒死反抗, 以致與軍警發生衝突. 上層下令, 軍警雖然攜帶槍械, 但只能是“空槍上陣”, 那就是不許攜帶子彈, 最大的武力只能使用警棍. 這樣的處置十分明智, 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浩大逃亡潮, 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生過暴力衝突而引致傷亡事件. 香港政府處置那些逃亡者, 採取即捕即解的緊急措施. 也就是說：逃亡者被拘捕後, 便立即用警方那種有鐵絲網的囚車（香港人稱為豬籠車）, 把他們送出邊境. 這些人到了深圳那邊, 當地政府也不為難他們, 任由他們自由散去. 因此, 有些出師未捷的逃亡者, 心中不忿, 再作崔護重來. 有些警員具有同情心, 遇到英借警官不在身旁, 便打手勢招呼逃亡者趕快衝下山來. 他們不但當作視而不見, 還低聲催促那些逃亡者：“趕快走, 趕快走！” 當時, 香港政府定下了一條很有趣的規例; 這些越境而來的逃亡者, 如果能夠躲避過軍警的堵截而進入了市區, 以後便不加以追究, 而且呼籲他們到各區警署報到. 憑著警署發給的報到紙, 便可以前往人民入境事務署領取身份證, 承認他們是香港的居民. 可是, 若是在邊境被截獲, 那就很對不起了, 警方便會即捕即解的把他們送回華界那邊去. 由邊境通到市區的公路上, 警方也設立了不少關卡, 所有路人和汽車經過, 都要查看身份證. 因此, 不 少逃亡者即使能夠越過邊界, 但要進入市區, 也是不容易的事. 由於連日來經過報紙連篇累牘的報導, 激發了不少市民的同情心. 有些駕車去邊境觀看熱鬧的人, 在歸途中也會接載一兩個逃亡者. 他們先把逃亡者載到上水墟去理髮, 然後換過預先帶來的衣服, 把逃亡者打扮得像個香港人. 其實, 警察一眼就可以把他們辨認出來, 因為連日飽嚐日曬雨淋, 膚色特別黝黑. 但警察也有同情心, 往往當作看不見, 任由他們通過. 在偷渡潮的高峯期, 中文大學的師生特地組成旅行團, 乘搭旅遊大巴到邊界去, 回程中便夾帶了多位逃亡者. 因為車身上掛著中文大學旅行團的布條, 軍警便不截停檢查. 有些懂得門路的市民, 會通知逃亡者不要乘搭公共汽車, 要改搭火車進入市區，因為警方不會搜查火車, 也沒有在火車站設置檢查關卡. 有一天我沒在家, 有人打電話找我, 留下了電話號碼, 說是有很緊急的事情. 我立即打電話過去, 接電話的人說：“我的親戚從邊界出來，說你的親人來了, 請你馬上來我們這裡聯絡！”接著他說了地址. 我立即趕到九龍油麻地, 那是一間小型的修車廠. 我走上前去詢問, 一位正在修車的師傅指著門口坐著的一名鄉婦說：“她是我的親戚, 住在古洞村, 你問她便可以了“ 那個大約有五十多歲的鄉婦, 交給我一張字條, 上面寫著我家裡的電話號碼. 她說：昨晚半夜有個年青人門, 向她討水喝, 說是兩天沒有吃過東西了. 她把他收藏在牛棚的乾草堆裡, 給他飲食. 那個年青人把這張字條交給她, 請她幫忙打電話聯絡他的親人. 鄉村沒有電話, 她只好到市區來找親戚幫忙. 我認得出這是姪兒的字跡, 便問她怎樣才可以和這 個人見面？她說我可以跟隨她回家. 由於我巳經聽過很多偷渡客如何進入市區的故事, 便立即在附近商店買了衣物, 跟隨著鄉婦乘搭公共汽車去到上水墟, 再轉搭小型客貨兩用車去到古洞村. 在牛棚裡和姪兒見了面, 恍如隔世. 幸好有先見之明, 買備了衣服和鞋子. 因為他在爬山越嶺時, 衣服巳被樹叢荊棘勾破, 鞋子也在坭潭中泡了湯. 姪兒換過衣服鞋襪之後, 我們便向鄉婦告別. 臨行時, 我把百元鈔票遞給她, 作為彌補她來報訊所花的車費. 但她無論如何都不肯接受, 這位好心人的義行, 使我敬佩不巳. 在乘搭小型客貨兩用車去上水墟時, 我的心情十分緊張, 恐怕中途會遇到警方的檢查關卡, 那就會功虧一簣了. 幸好一路安然無事. 到了上水墟, 我把弟弟帶進理髮店, 修剪他的那頭亂髮. 理髮師傅笑著說：”這幾天來, 生意好到不得了, 到了深夜還不能夠收工”. 從理髮店出來, 竟然幸運的遇上了救濟車. 我把姪兒拖上車, 對上面的人說這是剛從那邊過來. 他們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但這時候派發救濟品的工作還未完畢, 姪兒便也在車上幫忙照應那些救濟品. 在回程時, 有幾個警員在公路上查車. 我心裡想：麻煩來了！救濟車停下來, 原來他們不是來檢查, 而是向我們討些水喝. 嚇得我要掏出手帕來, 拭抹額上的冷汗. 因為警方規例, 警員出外執勤時, 身上是不許攜帶 分文的. 就算有錢, 在這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 方, 也買不到吃喝的東西. 警方雖然有飲食供應 車, 但因為要照顧太多警員, 有時不免會有疏漏. 這幾個警員巳經有大半天沒有喝過茶水, 當然更沒有吃過東西. 他們倒也機靈, 知道我們的救濟車內, 必有食物和 茶水, 便在公路上伸手攔截. 他們笑著說：要求我 們把他們當作難民, 給予救濟. 此時, 我們也哈哈 笑起來, 不但遞上水, 還送上麵包讓他們充飢. 當我吩咐姪兒向他們遞上麵包, 心裡也覺得好笑. 這幾位警員, 怎麼會想到向他們遞上食物的年青小伙子, 竟然就是他們要拘捕的對象呢？ 有關國內的歷次偷渡潮的背景和過程, 我在早前的網誌 “偷渡狂潮”中已畧作描述, 這裏我只想作一 些側面的資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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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西環的黃金歲月 提供以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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