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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邱吉爾. 邱吉爾在世人眼中是二戰英雄, 是打敗納粹德國的大功臣, 但他卻並非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邱吉爾除了斷然拒絕了蔣介石的收回香港的要求外, 他最傷害中國人民的行動, 是在中國抗日最水深火熱的期間內, 竟因懼怕得罪日本而不顧國際道義, 封閉了被視為中國物資輸入大動脈的滇緬公路, 使中國民生更為困苦, 亦倍添中國抗戰的困難. 其後由於英日關係惡化, 加上美國的干預, 滇緬公路在被封鎖了三個月後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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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慕琦 (Mark Aitchison Young) 可謂香港歷史上最為”當黑”的港督, 他在1941年9月就任為第21任香港總督, 但香港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聖誕節」淪陷, 他成為日軍的戰俘, 受盡折磨. 大戰結束後, 楊慕琦要到 1946年 5月才從夏愨少將的軍政府手上取回治港權, 復任為港督. 楊慕琦試圖在香港推行其稱之為「楊慕琦計劃」的政治改革, 計劃成立民選市議會, 以便下放政府權力; 但礙於本土局勢尚未穩定, 以及英國政府不想刺激中國, 惟恐香港被提早收回等形勢所限, 他復任僅一年後即於1947年5月退休, 有關改革的計劃被擱置下來, 後來更以流產告終 沙頭角是個方圓不足兩平方公哩的邊陲小鎮, 幾條環鎮街道只需十來分鐘便走完了. 這裡由於與香港連接, 經濟曾較深圳市中心發達,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越來越快, 深圳市經濟的發展越加深化, 沙頭角便顯得落後, 建築遠不如深圳氣派, 鎮上到處是古老, 陳舊的房屋.中英街位於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鎮, 本名中興街, 是由梧桐山流向大鵬灣的小河河床淤積而成. 中英街原名鸕鶿徑（另一說法為「鷺鶿徑」）; 1898年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後, 翌年即在這裡勘界, 並以潮漲時河流的最高水位作為兩地的分界線.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 ，河流已經完全乾涸, 變成了一條天然的街道. 當時港英政府並不限制居民往返香港與中國內地, 有人往來即有商機, 所以商店都紛紛在河床 ( 街 ) 的兩岸 (邊) 設立. 走進中英街, 你會强烈感覺到歷史的滄桑; 中英街的中央豎立了界石, 標明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分界. 此1898年刻立的“光緒帝24年中英地界第×號”的界碑, 將沙頭角一分為二; 東側為華界沙頭角, 西側為英（港）界沙頭角. 中英街至今仍是“一國兩制”分界線的標誌, 現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深圳市共管, 也是兩地陸上邊界的一部分. 隨著深圳經濟發展, 中英街的中方一面展開了大規模的發展項目, 位於中英街街道填海區建成了很多「XX花園」, 「XX園」等住宅小區的居民. 其業主絕大多數都是香港居民；相反的在英/港界方面卻斯人獨樵悴, 發展停滯不前. 即使在主權移交後, 香港居民前往中英街仍需要禁區紙, 這對當地居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也大大的窒碍了應有的發展. 然而, 隨著落馬洲河套區發展計劃進入公眾諮詢階段, 中英街的居民也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沙頭角的發展藍圖, 以配合國內經濟極速起飛的勢頭.這里我想順帶談一個甚具意義的題目, 為何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內, 從沒有提出過收回/以武力收回香港? 有人說當年前港督麥理浩訪京是捅馬蜂窩, 如果他不向鄧小平提出新界續租的問題, 也不會引起後來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結果. 當然麥督有他的苦衷, 而我個人認為中國要收回香港是個既定國策, 麥理浩訪京只是個引爆點 ( Tipping Point) 而已. 其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前夕, 當時大陸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曾向英國首相邱吉爾提過出收回香港的要求. 談判之初, 蔣介石曾堅持一定要收回香港, 但後來在英國的威逼和美國的壓力下, 蔣介石的立場逐步軟化, 最終沒有將收回香港的內容寫入中英新約內, 僅僅要求英國在口頭上承諾在戰後同中國商討如何處理九龍和新界的問題. 態度輭弱如斯, “弱國無外交”之說誠不欺我. 1943年, 中國即與英國簽訂了「中英關於取消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九條, 英國送了個順水推舟的人情予中國, 自願放棄在華各租界及行政管理權, 但此條約並未包括放棄香港和九龍租借地. 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提出戰後英國軍艦不得任意駛入中國港口, 而 ”中國港口”的定義包括香港, 故此香港主權應回歸中國, 可是此建議遭到邱吉爾的斷然拒絕. 他所持的理由為香港是英國的領土, 英國是香港的合法宗主國, 而這個”合法性”是根據上世紀 ( 19世紀) 與當時的中國合法政府簽訂的條約所獲得, 因此無商榷的餘地 ( 這個說法與後來戴卓爾夫人在中英關於香港前途會談的最早期言論何其相似 ). 至於美國的態度, 在開羅會議上, 羅斯福總統曾敦促邱吉爾政府在戰後將香港歸還中國, 使之成為中國控制下的一個國際自由港, 但邱吉爾卻強烈反對. 而日本投降後, 隨著形勢的轉變, 美國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納粹德國投降的同時, 冷戰“鐵幕”在歐洲徐徐降下. 在這場關係到美國切身利益的”另類戰爭”中, 美國需要英國與他站在同一個戰壕裡, 所以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來了個 180度的大轉彎, 由支持中國收復香港轉向支持英國重返香港, 從而犧牲了中國的利益. 杜魯門尋且命令麥克阿瑟將軍說：“為了更順利地接受香港地區日本軍人的投降, 須將香港從中國戰區的範圍內劃出”. 至令在香港受降的, 不是中國以及遠東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何應欽, 而是英國戰爭部派來的夏愨少將. 至此中國收回香港想法的亦告正式泡湯. 國民政府與香港的情緣告終, 共產中國對香港的看法和策畧又如何? 解放初期很多西方國家都擔心中共會武力收回香港, 為什麼到最後這個憂慮沒有成真？其實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夕, 已開始思考如何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 新中國外交方針大致可用毛澤東的“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等方針來概括. 其實際的意思是“我們採取這種態度, 可以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 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 “可以使新中國的外交關係建立在平等, 互利,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 新中國的態度是將不繼承舊中國的外交遺產, 即那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並宣布審查於舊中國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 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或承認, 或廢除, 或修改, 或重訂的定議. 這裡自然也包括 ”南京條約, ”北京條約“ 和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等三個不平等條約. 在 ”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 營造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 的原則下, 對於香港問題訂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 說穿了即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據周恩來在1951年回憶說：“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 這是超越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的“現實主義”的決策, 亦即說中國一方面絕不放棄對於香港的主權要求, 但與此同時強調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要“尊重歷史, 尊重現實, 謹慎從事”, 避免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其實暫時把香港問題擱下, 有個很簡單而直接的理由, 那便是香港的面積太少, 上不了日程. 毛澤東有一次在全國解放前回答一位記者詢問他有關收回香港的問題時說：“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 中國那麼大, 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 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事實上對香港問題最早提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具體建議的是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漢年和廖承志, 那是基於實際形勢的考慮. 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軍隊不宜進駐香港, 理由是美國正執行國務卿杜勒斯的封鎖政策, 上海, 天津, 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 如再收回香港, 則這唯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鎖. 中國初成立, 百廢待興, 若收回一個被封鎖的香港, 則急需的物資和唯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 因此, 由英國暫時管轄, 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才是上策.至於西方國家最擔心的武力收回香港, 廖承志向央建議中亦有談及：“要武力解放香港, 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 只要一聲衝鋒號, 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 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 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 英國為了自己的利益, 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 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 聽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讚賞.那英國又怎麼樣看中國這個 ”香港政策”? 英國人在政治上較美國更為實際和功利; 關於中國的香港政策, 英國人的評論很客觀, 也看得很透徹. 一個曾在中國工作過的英國外交官在報告中寫道：“共產黨領導人或許預見到把英國管理的香港作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戰略價值. 例如中日戰爭時期, 他們已經發現香港可作為一個重要的供應基地; 九龍到廣州鐵路在此期間所發揮的作用已可對此作出明證. 他們也很可能認識到, 若香港一直由一個英國殖民政府管治, 它便將可作為日後處理與英國關係的一種政治籌碼, 甚至是一張與美國; 這個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國家, 保持聯繫的皇牌”. 另一方面, 英國以“現實/機會主義”對待“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的事實, 所執的外交立場與美國的“公開敵視”有別, 這為香港問題的彈性處理提供了很大的政治空間. 由於英國在中國內戰中基本上保持了“不投入, 不干涉”的中立態度, 沒有像美國那樣深深陷入中國事務的泥潭, 因此得以掌握到與新中國建立關係的機會. 由於英國最關心的是保護在華利益和香港的地位 (英國在華有超過三億英鎊價值的貿易利益), 因此英國不願意失去中國市場, 也絕對不願意失去香港這一苦心經營了百多年的遠東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 所以英國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已經明朗化的情況下, 沒有跟隨美國的“拒不承認”和“經濟封鎖”的極端政策, 而是持開放想態度, “以尋求和新中國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的關係”, 其具體行動包括“政治承認”和“經濟往來”. 當時, 英國外交部認為拒不承認一個有效地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政府, 不僅在'法律上講不通, 而且還會對英國企業在華利益造成嚴重的損失. 英國外交部評估美國人所傾向的用經濟制裁達到政治目的的企圖很難奏效. 雖然新中國亟需援助, 但也不會屈服於西方的經濟壓力. 最重要的是, 英國還有一個必須 ”挽留“ 的 ”借來的時間“ 與“借來的空間”的香港, 而香港的經濟地位也仰仗於和中國大陸的積極的轉口貿易. 香港的生存, 有賴於與中國大陸保持健康和平衡的關係, 以及持續不斷的貿易. 最後英國政府訂出對華玫政策綱領是：“儘早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府”; “基於英國在華和香港的利益, 必須無條件而且不惜任何代價地與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國進行貿易”. 英國意識到必須向新中國示好, 與新中國建立“正常”的政治與經濟聯繫, 新中國才有可能在“不損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嚴的前提下”與英國坐下來討論“如何處理英國在華的利益以及香港問題”. 英國希望中國收回香港, 方法是強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並表示願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與中國進行討論. 因此，英國從“現實/機會主義”的外交立場出發, 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第一個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 在這個過程中, 英國為了避免剌激中國, 還主動擱置了已經完成設計, 讓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楊慕琦計劃”, 因為英國朝野意識到, 如果香港走向獨立式的自治, 反而會刺激中國, 提早收回香港. 1949年10月, 英國下議院宣布楊慕琦計劃壽終正寢. 這樣中英兩國靈活地處理香港問題的合作契機就凸現出來了. 新中國鑑於英國的示好的態度, 認為可以利用香港問題拉住英國, 從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戰略包圍圈中打開一個缺口, 因此正式鑄下“暫時維持現狀不變”這個”三十年變”的戰略. 即使在1967年文革洪潮直捲香港, 深圳的民兵蠢蠢欲動, 要“衝破英國帝國主義的圍欄, 解救處於水深火熱的香港同胞”, 最終仍是被周恩來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真言頂了下來, 解放軍始終沒有跨越深圳河. 新中國決定保持香港的現狀, 所得到回報的速度比預期快. 1950 年中國投入朝鮮戰爭, 橡膠, 汽車和機械儲備等極度缺乏, 中國參戰導致聯合國和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 香港和澳門的同胞 (最著名的當然是霍英東) 以香港為基地為中國提供了 (在香港而言是走私) 大量物資, 使中國得以舒緩物資短缺的困難. 新中國成立三十年後, 中, 英兩國國力此消彼長, 鄧小平借高佬麥 (當時港督麥理浩的暱稱) 訪京之行, 掀起了收回香港的序幕, 餘下的劇情發展, 腦友諸君想已很清楚, 需我在此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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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西環的黃金歲月 提供以上資料
西環的黃金歲月的網誌: http://oceandeeop3000.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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