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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附近的難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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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附近的難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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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附近的難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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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附近的難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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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返的大陸的兒童偷渡客, 抱著一條爬滿了蒼蠅的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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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港英政府遣返的正在哭泣的兒童偷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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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將偷渡客遣返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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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向將被遣返回大陸偷渡客的提供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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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在監視著一群將被遣返回大陸的偷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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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界的英軍士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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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界的英軍士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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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被遣返的大陸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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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客被匆匆遣返, 連鞋也遺留得一地都是, 可見當時情况甚為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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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 因為偷渡人數過多, 港英政府不得不全數遣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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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 因為偷渡人數過多, 港英政府不得不全數遣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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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遣返大陸偷渡客, 時為196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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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 香港警察遣返大陸難民前分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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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港英政府頒佈新移民法例, 大批非法入境者趕在新法例實施前輪候領取臨時居留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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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邊防警察抓著偷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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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成功偷渡到香港的人不敢回國內, 而他們家裡的人又拿不到證件赴港, 於是雙方約定日子, 在沙頭角橋頭相會. 雙方相隔僅 30米左右, 隔著關口見面. 大家見得到, 聽得到對方, 但無卻法接觸. 這就是當年沙頭角著名的“界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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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押送偷渡客返回大陸. 相信現在的年青人無可能明白, 當年偷渡客千山萬水的要越過邊界來香港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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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深圳河裡的游泳比賽, 原來深圳河還有過能游泳的時候. 不知道這些泳手中有多少正計劃偷渡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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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被遣返回大陸的偷渡者我們現在已很難體會, 當年逃港者决定鋌而走險、蹈海逃亡至香港的悲壯情懷. 事實上, 內地民眾此起彼伏的逃港潮, 改變了不知多少人的命運. 當年偷渡者不缺今日已經名成利就的人; 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 都是從逃港開始的. 數十萬名逃港者, 為了生計打拼的同時, 也把香港打造為亞洲“四小龍”. 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裡, 政治意識形態與西方南轅北轍, 加上1950年代加入韓戰, 以至香港與中國大陸的交往幾乎完全斷絕. 國內同胞無法循正途來港, 惟有以非法手段實現出國的夢想, 最終匯聚為一股股逃港潮. 以深圳為例, 在公開的資料裡, 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的偷渡潮; 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的統計; 從1954年到1980年的26年內, 官方記載的 “逃港” 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當然其中有人偷渡來港的次數不止一次). 新中國成立初期, 由於戰亂, 政治運動, 民生政策錯配等因素 (如公社“大鍋飯”模式下的一切歸公, 個人財物都要上報政府), 傷害了民眾生產的積極性, 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 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的時代, 很多廣東沿海一帶的民眾, 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 為了堵截偷渡, 其時廣東寶安縣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 “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 據寶安縣的資料顯示, 僅1956至1958年兩年間, 經寶安縣偷渡到港的已超逾2萬人, 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年, 以致不少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 當時有民謠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 十屋九空逃香港, 家裡只剩老和小”.當時在廣東偷渡可分為陸路、泅渡、坐船3種; 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分. 一般來說偷渡者以泅渡為首選, 而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 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 游過深圳灣, 到達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這條路線以距離來說是最短的). 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充作水泡. 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游過香港去 (當時國內為了控制生育, 免費派避孕套). 廣州人把從水路偷渡逃港稱作 “督卒” (這是借用下象棋術語, 取其“有去無回”之義). 那會兒很多民眾去珠江練習游泳, 以便日後 “逃港” 時可派上用場. 不少孩童從小便被家人私底下灌輸 “好好練身體, 日後去香港” 的思想.要順利游到香港, 除了懂得選擇最佳下水地點外, 還需要更多技巧. 準備充分的偷渡者會帶上一個小型的充氣救生圈之類的可供漂浮的物體, 但並不是一下水就用, 因為那樣會被駐守邊防的解放軍發現. 相反他們會先將這些充氣物帶下水, 等到游到中途累時才拿出來吹氣漂浮水上稍作休息. 有些偷渡者會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薑湯, 薑湯雖然辛辣, 但能驅寒, 偷渡者不至於在海中因長期失温被凍死. 從陸上偷渡通常走中線; 即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逃往香港, 廣東人戲稱這個走法為 “撲網”. 問題是這些鐵絲網都裝了先進的感應裝置, 偷渡者一旦觸網就會被發現, 公安們便會以探照燈、哨崗和警犬等招呼偷渡客. 為了防狗, 偷渡客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 找一些老虎的糞便/小便, 邊走邊撒, 甚至抹在身上, 警犬聞了糞便/小便的氣味以為有老虎不敢再追. 有人為防止被邊防軍看到, 將西瓜挖空, 瓜皮套在頭上, 只把眼睛露出來, 作為掩護. 年輕人以陸上越“網”, 海上泅泳等途徑偷渡來港, 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則只有坐船了. 坐船相對而言較安全舒服, 但由於坐船由”屈蛇”集團經營, 到港後問題較複雜 (有些無良的”屈蛇”集團在人蛇抵港後強逼他們打電話找親朋好友來贖身, 再敲一筆), 而且要付一筆為數不小的屈蛇費用, 但為了“逃港”, 不少人往往不惜傾家蕩產. 乘船偷渡多走東線, 即大鵬灣水路 ( 在惠陽和深圳之間), 此段水面的海浪很大, 經常發生偷渡者溺斃的情況. 1962年國內因政策失調, 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般逃往香港, 香港媒體曾以 “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 來形容這次逃亡潮, 當時有謠言說 “英國女皇誕辰, 大放（邊境）三天”, 不少民眾感到逃港才是出路, 加上有人成功逃港後很快就給家裡寄錢, 旁人見了充滿憧憬, 故此不顧冒險踏上偷渡之路. 資料顯示, 從1962年4月開始, 在寶安縣外圍群眾成群結隊, 恍如“大軍南下”. 除了人數眾多外, 有些逃港者還頗有組織. 他們很多人持有木棒, 揚言說 “在衝到邊界時, 誰要阻撓我們, 我們要用棍與他們搏鬥, 繼續衝過去”. 也有逃港民眾以手拉手、肩並肩的示威之態, 強迫民警開閘. 此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 總理周恩來責成廣東省官員連夜制定政策制止群眾大批外流. 廣東省即時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 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設立堵截收容站, 堵截和收容逃港民眾. 從5月至7月, 共遣送了超逾5萬名外流人員回鄉. 為了配合這次堵截行動, 廣東很多地方規定, 只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潮, 究其原因是由內地的大饑荒所引發, 其時珠三角一帶的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的困難, 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 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 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 寫上姓名地址, 通過郵局寄回大陸 (這段往事, 我在”返鄉下” 網誌中亦有提及). 大陸方面出於政治考慮, 一度禁止郵包入境, 由此之故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 人們沒有飯吃, 自然就要往外跑. 另外, 其時恰逢香港經濟起飛, 港英當局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而引發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 新政策規定, 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一律發給香港身份證, 這等於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 對於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 從而使偷渡風潮愈演愈烈.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爆發, 導至1960年代末開始, 大批在深圳寶安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 有傳聞說廣州一帶, 早上醒來總發現有幾個知青已經不見了. 雖然當時知青們天天接受香港是 “萬惡的資本社會”, “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的思想教育, 但他們私底下卻偷偷地收聽香港電台的廣播, 加上時不時有香港人回鄉探親, 帶回 “新奇” 的物品和見聞, 這一切讓許多返城無門 (深圳那時候是一片荒煙漫草的小鎮) 的知青們視香港為人生的新希望. 他們一般選擇蛇口作偷渡的起點, 這裡距香港4公里, 而最適合的時間則為每年八月和九月之間, 在這段時間下水為順水, 加上天氣炎熱, 在水中不怕低温, 不用太費力就能游到對面岸. 當時這一帶的海邊是大片的紅樹林, 偷渡者往往會先躲在林中, 趁士兵換崗的短暫時間迅速下水. 中英以水為界, 只要一下水, 就出了中方地界, 中方無權再管.由於偷渡之風盛行, 泳圈、氣枕等在當地屬於違禁品, 根本不可能帶到海岸沿線, 故此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 比如把籃球塞到網袋裡, 成為泅渡的“救生衣”, 也有人拿乒乓球拍當槳, 用被子當帆, 下水後奮力往對岸划. 這段時期成功偷渡到香港的知名人仕有《中外影畫》的創辦人列孚, “金牌編劇”梁立人、“樂壇教父” 羅文、“期貨教父”劉夢熊等. 1976年“文革”結束, 大陸民眾從政治高壓中解脫出來. 沿海一帶的民眾通過境外的親戚朋友接觸到更多外界的信息, 加上政府監控開始鬆懈, 人民為了追求經濟充裕的生活, 這一切再次掀起“逃港”高潮. 較諸“文革”的“逃港”潮, 此次“逃港”潮所涉及的人員更廣泛、勢頭更迅猛. 文革“逃港”人員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困難群眾、知識青年和“階級異己分子”. 此次“逃港”潮則包括普通市民、基層幹部, 甚至中學生. 全盛時期, 在珠三角地方, “偷渡”更是公開的秘密, 那家有人“偷渡”成功, 家人不僅不避嫌, 反而會在人前炫耀, 有人更會大擺筵席以示慶祝. 為甚麼政治環境寬鬆下來, 民眾反而要外逃? 且看下列數據便可清楚.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的每日收入為0.70到1.20元, 而香港農民每日收入為60－70港幣, 兩者差距近100倍. 一些地區流傳著 “辛辛苦苦幹一年, 不如人家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當時寄一封信到香港的郵費是8分錢）, “內地勞動一個月, 不如香港幹一天” 的說法. 這也誘使許多人 “前仆後繼” 般逃亡香港. 僅1978年一年內, 便有9.7萬多人逃港, 成功逃出的有1.8萬多人. 對越演越烈的“逃港”潮, 當時的深圳邊防幾乎已無能為力, 決策者的估量是如果加強力量堵截, 除了給國際社會留下不好的印像以外, 更擔心大規模的武裝攔阻可能引起民憤, 和突發的群眾抗爭事件. 1979年春節前後, 廣東有些縣鎮有謠傳“邊境開放” , “花30元港幣可買票去香港”, 導至幾千人湧向廣州火車站要乘車去香港. 在廣東一些偷渡外逃嚴重的地方, 各種謠言更是滿天飛; 什麼 “邊防開放”, “廣東要放100萬人去港”, “中越邊境打仗, 沒人守關卡”等等. 那時來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兩手空空的, 以至當時深圳所有食品雜貨店的餅乾麵包都被買光. 據統計1月至5月份廣東省有11.9萬外逃人次, 逃出了2.9萬多人. 儘管深圳當局已設立了70多個哨站, 日夜加強巡邏, 但外逃偷渡的人仍如潮水般湧向邊境. 其中最誇張的是 5月6日, 來自惠陽、東莞、寶安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撲向深圳, 兩個哨站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 當時正值水稻插秧, 在田裡的農民一聽說 “邊境開放” 的謠言即拖兒帶女往香港方向跑. 情况有多嚴重? 且舉一個例子, 1979年5月7日, “大放河口”的翌日, 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 漂浮著數百具因偷渡而淹死的屍體. 深圳東起沙頭角, 中至下步廟, 南到紅樹林、蛇口, 幾乎連一個人也找不到. 洶湧的外逃潮還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拉屍”. 最高峯時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 蛇口海上派出所規定, “拉屍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屍體, 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這個數目相當於一個村民10天的收入.為了堵截偷渡者衝關, 港英當局除了差不多動用了香港全部警力外, 還出動了7架直升飛機, 2艘軍艦, 軍警4000人, 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海陸空立體巡邏.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 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 1979年上半年, 深圳、東莞等地收容者跑掉了1萬多人, 摔死摔傷200多人. 押送人員基於安全考慮, 曾用手銬和繩索捆綁偷渡者. 香港方面從1月至6月初, 則遣送了3.3萬多偷渡者, 為過去4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倍.當時港英政府對事件反應甚為強烈, 香港傳媒界則大量報導廣東省偷渡狂潮, 稱中國“政局不穩”, 這些評論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此事終於再次驚動了中央, 有關部門訂出製止偷渡外逃的緊急措施, 並指示廣東省委要加強反偷渡外逃工作. 其時主政廣東的習仲勳主持召開了專門對開展反外逃的會議, 並成立了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 習仲勳任組長, 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任副組長, 把反偷渡外逃當成一場大戰來打. 據統計, 1979年廣東發生偷渡外逃30萬人次, 逃出人數逾7萬人. 為此香港當局也不得不於1980年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 轉為實行 “即捕即解”: 政策包括所有由中國內地抵達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將被遣返中國；市民必須在本港任何地方攜帶身份證備查；禁止聘用非法入境人士, 否則雇主將被嚴懲. 屢禁不止的 “逃港” 事件直接催生了經濟特區. 偷渡風氣熾熱, 使中央的領導人認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 要解決問題必須另闢蹊徑, 即從根本改善民生. 1980年8月26日, 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由此拉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序幕. 隨著內地經濟改革開放全面展開, 困擾多年的 “逃港” 問題終於以釜底抽薪的方法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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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西環的黃金歲月 提供以上資料
西環的黃金歲月的網誌: http://oceandeeop3000.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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