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不喜歡政治，認為政事骯髒，如同流氓行為，不值得關注和討論。誠然人們作出這樣的觀點不難理解，因為政治的角力就是弱肉強食的本貌。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定律下，強與弱相互抗爭不單醜惡，更是世人最不樂見的黑暗事情。
政治雖然如此令人討厭，可是世人卻天天與政治為伴，不是嗎？因為舉凡多於兩個人的地方就會出現政治，家庭中子女與父母的紛爭是政治，學校裡校長、老師、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關係亦是政治，還有辦公室內明爭暗鬥更是民間的政治角力場的最佳例子。事實上，小如主婦跑到菜市場與商販討價還價也是一種政治手段的實踐，如此看來，人怎能獨善其身，擺脫糾纏不清的政治生活呢？
誠然政治並不是萬惡不赦的洪水猛獸，它不過是反映人性的一面鏡子而已。每當我們批評政治醜陋的同時，亦揭示了自身的缺陷。那自身的不完美是來自人格不完全的發展，因貧窮而來的貪念，從貪婪而生的欺詐，致令人戀棧金錢，濫用權勢來達成欲望等等都導致人格發展衰敗，不完全的人格發展更帶來非常醜惡的人生。
人兒為了一己私欲，爭權逐利的政治手段四處可見。家庭如此，學校如此，職場如此，社會如此，國家更是如此。說穿了政治不過是人際關係中一種比拼高低的方法，既然政治是一種比拼的手腕，那如何將手段運用恰到好處便成了一門高深藝術，無怪乎名留清史就是許許多多政治家畢生追求的卓越成就。
近日聞得花旗商務部工業暨安全局嚴懲熊貓國一家電子通訊公司的消息，禁令啟動下所有花旗公司於七年內不得向該公司出售零部件。事件發生造成巨大震動，並揭露了熊貓國生產晶片（Chip）的發展和技術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意即看似成功的科技發展原來不過是建立在別人的技術上，一旦被禁輸入高科技產品，很多企業會不堪一擊，將要面臨一夜倒閉的危機。
危夕當前，有人視電訊公司禁令事件為政治打壓，是西方國家欺凌華人的表現，亦有人醒悟過來，亡羊補牢倡導自我研發晶片的必要，更有人大義凜然地提出抵制花旗貨物以示報復，但卻沒有人站出來指責這些不守營商規則的壞行為，亦沒有人願意痛定思痛，起來檢討華人營商的不道德操守。
或許花旗人放棄這一家通訊公司每年為花旗帶來二千億美元的生意，只因要懲處他們不守協約的行為對熊貓國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尊重知識產權，遵守合約精神正正是花旗人致富和成功的地方。倘悍衛協約的法治精神被視作一種政治手段的話，那麼在人治管理下成長的人，將永遠無法理解和明白這一種法治下的政治面貌。
誠然商業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角力場，鹿死誰手原是兵家常事，可是在比拼的過程中，自以為有錢便可使得鬼推磨，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很多有良知的人不一定會被金錢所動而做出非法的事情。
縱使民間有不少分析指出，預期花旗商務部會就商業、經濟和政治種種因素考慮下，或會減輕對這一家通訊公司的懲處。不過因事件而誘發的震盪，早已給活在熊貓國的華人一個警號就是金錢非萬能，一家不守協約精神的通訊公司便是一個最好的警世例子。政治與人生息息相關，不言而喻了！
早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聯合國安理會就伊朗核問題通過決議對伊朗展開第四輪制裁。隨後六月十六日，美國單方面公佈對伊朗實施出口禁令，其中包括美國生產的軍、民兩用的高科技零件。
二零一二年「中興通訊公司（ZTE）」透過簽訂合約方式，將一批混有美國科技公司的軟、硬件產品出售給伊朗最大電信營運商「伊朗電信（TCI）」，此舉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出口禁令，旋即遭美國商務部展開調查。
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美國商務部公開調查報告，指控中興通訊公司將帶有美國限制技術的手機及其他產品銷售前往被美國制裁的國家如伊朗和北韓。商務部以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規為由，將中興通訊等中國企業列入被禁實體清單，並對該公司採取限制出口禁令措施。
證據確鑿下，中興通訊公司只好承認向伊朗和北韓出售帶有美國限制技術的手機及其他產品的惡行，賠上接近十二億美元的罰款和同意解僱三十名違反出口禁令的員工以示和解。倘中興通訊公司於七年暫緩禁令期間，確切履行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協議的要求事項，將可豁免支付其中三億美元的罰款。
可惜事與願違，中興通訊公司的幕後國家總舵人滿以為「錢」就是商場的唯一政治手段，他對於美國商務部的懲處嗤之以鼻，不單沒有遵從協議的要求，即時懲處多名涉及違反出口禁令的員工，更繼續以賞金發放來鼓勵員工暗渡陳倉，從事非法活動。顯而易見，中興通訊公司未有從罰款中汲取教訓，他們漠視美國對制裁國的禁令，自行設計各項程序和方法來瞞騙美國政府，繼續以不法手段偷運帶有美國限制技術的產品前往被美國制裁的國家。
二零一八年二月，旗商務部的調查報告揭發中興通訊公司違反和解協議的要求事項，罰款三億美元。同年四月十六日，商務部指中興通訊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和二零一七年七月呈交美國政府的函件中作出虛假陳述，意即隱瞞事實，呈交虛假報告，結果七年禁令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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