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難料，禍福往往一瞬間。我們奉勸父母召開家庭會，對晚年的一切作個合理的安排，如生養死葬的問題，住院的問題，房產田地的分配等，協商好，立下文書，簽字蓋章，以免到時造成不必要的矛盾。母親認為在理，父親卻一臉的反感。“我們一輩子沒開過家庭會。”父親搖著頭說，“路死路埋，溝死溝埋。”
那年三十，一家人在一起談完年，父親有些醉意便睡了。母親和我們說起家事，再次強調房屋一樓歸老么，她跟老么；二樓歸三哥，三哥安葬父親。因為大哥已經去世了，二哥雖然還在小鎮做生意，但響應庫區移民政策外遷了。大嫂、二哥兩家人當時也都在場，大家都覺得在理，默認了。這算是我經曆的第一次贍養會議，雖平淡如水，卻味道十足。
我把此事告訴了嶽父，嶽父認為母親做的對，建議最好立下文書，簽字蓋章，因為世事難料，人心難測。我把此事也告訴了同住在小鎮上的順哥順嫂，多個知曉的人總比少個不知道的人要好。
2009年12月2日，母親撒手人寰，終年76歲。遵照鄂西山區小鎮喪葬的習俗，於4日早晨安葬了母親，我承擔了一切費用。三哥夫婦提出召開家族會，叫大家不要走了。晚上，堂兄慶哥主持，堂兄順哥負責起草協議，就父親的贍養問題再作安排:一是父親尚能生活自理，仍舊獨立居住，三弟兄每月出交生活費，在每月1-5號打入指定的賬戶；二是住院由大姐看護，費用三弟兄平攤；三是在父親生活不能自理後，交由三哥料理，並承擔父親的安葬事宜。另外，房屋的繼承和園田的分配遵從母親的遺願。當順哥把商量的幾點歸納宣布後，在場的幾十人不約而同地站起來，掌聲如雷。當時剛安葬了母親都還在疲勞之中，加上夜已深，慶哥5號一早又要去宜昌，他委托順哥把協議整理好後交給大家簽字蓋章，務必辦妥此事。第二天，順哥把寫好的協議鄭重地交給了父親，父親卻話：“我老李的家事，不需要外人管！”尷尬的順哥傷心地回了家，發誓不再管父親的家事。
父親是個有個性的人，對同意的事是決不會輕易改變的。
後來，終於弄明白了他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三哥三嫂在散會後，悄悄地對父親說：“這個協議完全是偏心的，偏向了老么。我們家的事不要外人管。您把房子賣了，跟我們去享福。”
協議像一艘船被暗礁擱淺了，一直放在父親的辦公桌裏，誰也沒有簽字蓋章。三哥和父親到處散布賣屋的消息，好幾個買屋的都來看過，但了解了我們家的情況後，沒有一個來買。無奈的父親只好寫了一個紙條，作為他的遺囑，連同房產證一起交給了三嫂，意思是房產全由三哥繼承。於是，三哥夫婦向居委會書記承諾，向親戚朋友宣布，父親由他們養老送終。
對於三哥三嫂的無知行為，我們都沒有在意。父親仍舊一個人住著，大家還是跟以往一樣，各盡各的孝：送糧送油，打壺酒，送點菜，帶些牛奶副食，修一修水管電路，過生都去看看他。
人老了，隨時都有意外發生。父親79歲那年，有一天在樓梯摔了一跤，撞傷了額頭，住進了醫院。大家迅速在一起商量，二嫂提出把父親的辦公桌撬開，拿出社保卡交到住院部，報銷後的醫藥費，用父親卡、折上的錢交，不夠的，三兄弟平攤。不可思議的是三哥連夜悄悄地撬了父親的辦公桌，把社保卡、身份證、戶口簿、折卡等一切有用的東西都拿走了。他們認為父親一定會走上黃泉路，所以選擇了不雅的作法。
父親的頭部淤血越來越多，一直在病床上呻吟。第三天，我再次到衛生院看他時，發現情況不對，叫二哥迅速通知三哥夫婦，立即轉院。幸虧及時，在縣中醫院作了開顱手術，取出瘀血，保住了性命。
父親以頑強的毅力和堅強的意志戰勝了這次病磨，可謂脫了一層皮。出院後仍舊一人住著，後來漸漸恢複了記憶，能看會兒書，能寫自己的名字。我很是欣慰，常常中午或是放學後去看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