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香港前途問題開始受關注，哲學教授勞思光與時評家徐東濱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邀我參加。參加者不多，還有胡菊人、談錫永、董千里、陸鏗、孫述憲。主要目的，就是想研究和提出些意見和建議，讓香港在97後可以維持某種形式的英國管治，包括主權換治權、仍然留在英聯邦等。到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前景社也解散了。那幾年我們提過些方案，同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許家屯爭論過。解散的原因是我們各人都不相信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以保持原來的秩序和價值系統。既然中英已經決定了香港的末路，我們也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做了。好幾位都辦了移民。
我繼續辦雜誌和寫專欄。1996年我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書《香港一九九七》，把我十多年的評論觀點予以概述。最近有某學院教授說他的學生閱後稱之為現代預言。不是我有甚麼先見之明，而是我們前景社的朋友那時都知道，國家與制度是不可分的，國家因制度而立，也因制度衰敗而亡。
國家的構成有三元素：土地、人民、主權。在一片土地上群居的人民為甚麼要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為甚麼要推倒原來的國家建一個新國家？不是要換一個名稱，而是為了要建立新的制度。儘管二千多年在中國，改朝換代實際上都只是換一個奴隸主。
中共建黨後向人民公開提出的理想，就是要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終極目標就是實現共產主義。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7年抗戰開始因應時勢取消這國號；二戰後內戰爆發，到1949年建政，中共都以實現新民主主義制度然後進入社會主義制度為號召。所謂新中國就是實行新制度的中國。文革後提出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實行的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美國獨立運動，要追求的是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美國憲法第一句是：「We,the people」，以昭示主權在民。每一個總統在演講中講到愛「國」，都不會忘記提到美國人最珍視的憲法所賦予的制度。
有一部電影《驚殺大陰謀》（The Conspirator），講的是1865年林肯總統遇刺身亡後審判兇嫌和同謀者的真實故事，其時南北戰爭剛結束，社會主流聲音認為應從重從快對所有兇嫌和同謀者進行軍事審判並即處死刑，拖延或放過任何可能的同謀者都會引發南方的暴力，國家再次面臨動盪與分裂的危機。當時一位年輕律師Aiken挺身為一位被指為同謀者的寡婦辯護，不是因為他相信她真的無罪，而是他執着於法庭必須給她公平審判，執着於她有辯護的權利，法庭要證明她有罪。Aiken的堅執使他被主流社會杯葛、戀人無法諒解並離他而去，有人對Aiken說，如果同謀者不迅速判死，就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了，還講甚麼法律。Aiken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了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要這個國家做甚麼。
絕大部份人從大陸來香港，不是戀英不是戀殖，而是尋求一種可以讓自己安居樂業、人身安全、自由和有法律權利的制度。這種制度必然是與它的宗主國制度相一致，而不是相反的。如果宗主國實行的是非人民授權的、國家權力最大化的制度，由它來恩賜某地方一種個人權利最大化的制度，那麼這種賜予也是出自國家權力的一時利益考量，是權宜之計，決不會長久。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制度支配下，個人權利最大化的制度必然被壓縮，以至被消滅。所以，40年來，我從來沒有相信過一國兩制，也從不認同「民主回歸」。爭民主是在主權轉移不可免的情況下，盡可能爭取多一點市民的權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