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香江著名作家 李怡先生的世道人生
舊日新華社副社長（相當現在的中聯辦副主任），跟我說過兩件實事。
文革期間中國海關被紅衞兵奪了權，話說香港有一個木匠回鄉，過海關時紅衞兵關員問他在香港做甚麼工作，他用蹩腳普通話說「鬥木」，小姑娘聽成「特務」，立刻把他扣留審問。
新華社做了大量統戰工作，1970年動員了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人龍往大陸訪問，新華社派統戰專員陪同。過海關時小姑娘關員問他在香港幹甚麼，他說鄉議局主席。關員立刻大聲訓斥：你怎麼可以當主席？我們國家只有一個主席，就是毛主席，要恢復國家主席職位就是陰謀。張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一旁的新華社隨員極為尷尬。
做特務的，怎麼會直接告訴關員他是特務？中國境外的地方，怎麼可能像文革時大陸那樣，主席這職銜只能由毛一人獨佔？這些違反常識的言行，在文革期間多如牛毛，在專權體制下，沒有人敢說句常識性的話。
文革期間，人人都知道大道理，但都丟失了普通常識。大道理就是中國要帶領世界去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普通常識就是人有食色和睡眠的基本需要。那時的文藝作品不能講男女愛情，說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現在據說也回復毛時代對影視的愛情表現有所限制也）。那時我妻子在深圳教書，因為對學生愛護，文革時被紅衞兵批判為「對學生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連動物世界都有的「母愛」也成為被批判的「資產階級思想」啦。
文革期間，人人都有大道德，但都丟失了普通道德。大道德就是可以為保護小小的公物不惜犧牲生命，普通道德就是不要隨地吐痰、遵守公共衞生、上車要排隊等等。
蘇聯十月革命後，大部份西方知識界都讚嘆蘇聯實現了平等理想。中國的學者、作家、文化人也不例外。社會主義可以說是時代熱潮。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也採取了「聯俄聯共」政策，邀請蘇聯專家來中國對國民黨進行改造。就在這股社會主義熱潮中，1924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一篇《論政學疏》的文章中寫道：「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
均產和管理只能由少數人去均去管，這樣不均之事，不就立刻出現了嗎？這段話根本就是常識。但當時沒有甚麼人留意和討論這番話。中外知識人都被「實現平等」這個烏托邦理想遮蔽了眼睛，堵塞了思維，不再考慮權力若得不到制衡的可怕，反而盲目相信蘇共領導人的革命熱情和善良願望。直至1945年，西方才出現英國作家奧威爾關於「一切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觀察。
被烏托邦理想堵塞思想的，通常不是平民百姓，而多是一些學者、專家和知識人。比如1958年大躍進畝產萬斤的神話，就由當時中國頭號科學家錢學森寫文章吹噓出來的。農民從常識中知道畝產萬斤根本不可能。但錢學森為迎合毛澤東，以未經實踐的所謂科學論證，說畝產百萬斤都有可能。而其他知識人也跟着附和。終釀成餓死4,000多萬人的全國大災難。
一味追求平等的左派思潮雖百年來不斷受挫，但變換形式的烏托邦仍然影響世界。美國現在進步主義思潮氾濫，成為學界、媒體、演藝以至產業界主流。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平等法案》，進一步以立法方式，將意識形態凌駕常識。
李怡小資料：
李怡原名李秉堯，1936年4月13日生於中國，籍貫廣東新會。童年時曾在北京及上海居住，1948年移居香港，於左派學校讀書，早年嚮往社會主義。1954年中學畢業後曾參加中國大陸的高考，但因身體關係未能考上，留在香港的左派機構任職資料員及編輯。筆名舒樺、齊辛、余從哲和李怡，現在香港時事評論家、自由專欄作家。
李怡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雜誌，立場曾經親共，被台灣視為「匪刊」，直至1981年，李怡脫離左派，轉向反共，並在1984年將雜誌改名為《九十年代》。1990年創立「台灣版」，雜誌集合眾多知識份子的作品，敢於批評兩岸政權，又被中共視為「親國民黨」而遭查禁。李怡一直為該雜誌總編輯，直至1998年雜誌停刊。
李怡曾參與經營天地圖書，後在立場反共的「香港壹傳媒」報刊內發表時評專欄文章，2007年獲董橋之邀參與撰寫部份《香港蘋果日報》的社論《蘋論》，經常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著有政論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部分為《蘋果日報》專欄散文結集，內容主要是政論及一些較輕鬆的話題，如電影評論、書評等。
此外，自2003年起，李怡擔任主持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一分鐘閱讀》，節目播出至今。期間由2020年8月開始，岑逸飛、陳煩、黃子程及謝祖墀加入主持行列，交替主持每星期節目。李怡現為「獨立評論人協會（簡稱評協）」之創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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