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世民：恐懼、憤怒和仇恨的根源

轉載自著名經濟政治評論員 利世民先生之文章

幾日前，我在 YouTube 上做了一個關於 AI 的分享。 通常，這類話題不會引起觀眾的注意；但由於我的長期讀者和觀眾，不少都是充滿好奇的人，所以我也盡可能多地為他們提供不同的話題。有時我會討論自己歷史和經濟的另類看法，有時我又會講講金融和科技。但對我來講，以上這些題目都是密不可分的。人類文明演變有不同的面向；我喜歡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待歷史，而不認為革命是忽然出現的事。這也是為何我很堅持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

歷史是一個緩慢但有力的過程；這種進化的史觀，不但讓我們從長遠的角度看問題，細心去想也會令我們不再因為轉變而感到恐懼。每次我見到技術進步時，都會感到樂觀，因為我知道人類文明仍然有進步的空間，所以未來的人有他們的世界。人類在過去幾百年來，就是因為不斷尋求新解決方案，才有今天。

當然，我也知道進步也會帶來焦慮。畢竟，許多人都執著於他們目前擁有的財物、地位和知識。新的機會對他們來說，既是不確定，也可能會挑戰到他們的地位，令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變得不再有價值。所以，社會總是有兩個不同的陣營：進步派和保守派。

在人工智能領域，反對的理由也可以分成兩個陣營。第一類認為，人工智能太過強大，最終會毀滅人類文明；最低限度也會令大量職位消失。另一個陣營，則完全否定人工智能，認為它永遠都不能取代人類，也不能做出任何有意義的事情。 但似乎恐懼的人還是佔多數，不屑一顧的人佔少數。但這兩個陣營都有個共同點：他們不喜歡其他人談論因為人工智能而出現的新機會。

我的 YouTube 直播分享，有個觀眾上留下了非常憤怒的留言。他聲稱自己曾參與互聯網早期的發展；按照他的說法，我估計他是 70 年代初期的工程師。坦白講，我是非常尊重先驅者。於是我禮貌地告訴他，我也明白AI不是萬能和無所不知，我只是說這個技術的普及，可以讓人類在學習和產生有深遠的影響。 然而，他隨即向我提出挑戰，要我試試將我的創作過程完全自動化。 當然，以目前的技術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確在技術的幫助下，讓自己所做的事情變得更加高效。六個月前，我還想過聘請助理幫我做點瑣碎的工作，但現在我已經習慣了將這些重複且耗時的工作交給機器。技術對而言，就是這樣。

但是，我在這位陌生的訪客身上，見到了很強烈的怨仇；或是，在他眼中，好像我這種行外人，不應該談論技術；因為技術還沒有準備好，對未來樂觀也似乎是一種罪過。

我也不禁想，也許在精英和專家的內心深處，受到的威脅太大了。技術的普及令專家不再神秘而高貴。在過去的那些美好時光，知識由少數人控制，像電腦工程師曾經是社會極尖端的精英。無疑，他們曾是知識的開拓者和遊戲規則改變者，但他們有所不知是，在歷史的角度，每個時代的精英和專家，他們掌握的高深學問，到下一代人只是高中生的課程內容。世界不斷在變，當像我這樣的評論員也開始談論某件事時，也意味著進步和發展已經普及到大眾層面。我認為這個過程實際上釋放群眾的力量，所以我們更應該讓更多人能夠了解和應用新技術，而不是相反地限制技術的普及。

然而，可能一些既得利益者，並不喜歡每個人最終都能平等地獲得技術的力量。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趨勢。或許這也是谷歌大師 Geoffrey Hinton 如此關注人工智能普及帶來的威脅；當然，他某些擔憂是合理的。然而，他低估了市場最終找出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新的問題，自然有人會去找出新的解決方案。新的解決方案，亦將會構成大家意想不到的挑戰。人類文明，就是這樣步履蹣跚地，走到今天。

一般來說，當社會高度集中，尤其是當知識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結果會令社會對發展的觀點更保守。以古代中國為例，在很漫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技術領先世界。古代中國是世界的工業強國。今天大多數人只記得茶葉和絲綢，又或者甚麼四大發明，但其實瓷器也是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出口產品。中國的瓷器曾經是這個社會最重要的商業秘密，但在 1500 年後，中國瓷器的國際市場地位，首先是受到韓國、日本到後來甚至歐洲的產品挑戰。最終，世界各國對瓷器製作的技術不斷改良，到清代初年，中國的瓷器已經沒有競爭力，前後其實也只是百多年時間。

中國是如何由強國逐漸落後？在明清之前，中國出口的是高技術產品；明清以後中國出口的是廉價勞動力。

如果要我找出兩個重要因素，我會說是第一個問題是普通民眾識字率太低，社會只有人力卻沒有人力資本。另外，掌握了經濟利益的尋租者，以及當時的統治者，寧願斷絕於當時全球貿易，以孤立主義來保護農業經濟尋租者的利益。如是者，中國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才赫然醒覺，世界已經變得耳目一新，

近來中國的新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小粉紅，總是夢想著遙遠過去的輝煌，並將自己的落後歸咎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對比自十九世紀以便徹底開放的日本，中國的落後是否真的因為不仁不義的帝國主義者？日本何嘗不是經歷過各種苦難？日本在戰後何嘗不是要一切推倒重來？二戰後中國卻因共產主義狂熱而陷入三十年的混亂。

日本那怕是經歷過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其後是迷失廿年，但今日的日本其實仍然是一個富裕國家。今天中國一樣面對經濟泡沫爆破後的殘局，但諷刺是神奇國度對反而變本加厲，要回到過去那失敗的意識形態，彷彿重蹈覆轍就能讓他們有所作為。

日本可以成功現代化，但同時保留了其傳統；或許因為日本做到了中國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所以令小粉紅更加心理不平衡。別忘了，很久以前，日本就徹底掃除了文盲。

人力和人力資本最大的分別是，就是人力資本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人力資本，說穿了就是技術。今天的中國大陸說要搶人才，要科技興國，就像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一樣，說穿了，還是迷信精英主義。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新民族主義者仍然討厭日本的原因。 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就連這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是甚麼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更不用說要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夢。

見到中國新民族主義者的恐懼、憤怒和仇恨時，我們應該警惕自己， 無助、軟弱的人才會如此容易被恐懼、憤怒和仇恨所吞噬。請記住，無論過去取得了多少成就，世界不會因為你而停下來。世界不會在乎過去的你有多偉大。如果你停止了面對世界，你就開始變成一個充滿怨氣的人。從前精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一定會隨時間而貶值。守殘抱缺，不但是缺乏自信，也是自私的表現。

無錯世界從來都不是一個完美的地方，但只要有新的挑戰，就會有新的解決方法，新的技術，又會帶來新的挑戰。這就為何創造力才是最根本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一個集體的現象，不是幾個精英，幾個英雄可以取代的。 因此，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最終會更快地發現新事物，更快地面對新挑戰。出現新的挑戰，其實是好事，因為現象背後意味，我們是時候將過去的小問題拋諸腦後。

利先生曾擔任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夏佳理（Ronald Arculli） 的議員助理，並於1999年代表自由黨參選香港區議會選舉，在銅鑼灣選區挑戰民主黨的謝永齡，但落敗。其後創辦香港自由主義智庫組織「獅子山學會（The Lion Rock Institute）」，並成為骨幹會員。2013年，他辭去一切會務。2014年，創辦網上媒體《全民媒體（Hong Kong Citizens' Media）》。

曾任職《蘋果日報》資訊網行政總裁的利世民，也是前《蘋果日報》專欄「蘋果批」作者之一，活躍香港評論界多年，經常就經濟議題發表評論。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利世民決定離開香港，現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