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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世民:恐懼、憤怒和仇恨的根源

叮噹貓 於 2023-05-25 07:23:09 發表  |  累積瀏覽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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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著名經濟政治評論員 利世民先生之文章



人內心深處無助感,很容易滋長恐懼、憤怒和仇恨。

幾日前,我在 YouTube 上做了一個關於 AI 的分享。 通常,這類話題不會引起觀眾的注意;但由於我的長期讀者和觀眾,不少都是充滿好奇的人,所以我也盡可能多地為他們提供不同的話題。有時我會討論自己歷史和經濟的另類看法,有時我又會講講金融和科技。但對我來講,以上這些題目都是密不可分的。人類文明演變有不同的面向;我喜歡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待歷史,而不認為革命是忽然出現的事。這也是為何我很堅持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


歷史是一個緩慢但有力的過程;這種進化的史觀,不但讓我們從長遠的角度看問題,細心去想也會令我們不再因為轉變而感到恐懼。每次我見到技術進步時,都會感到樂觀,因為我知道人類文明仍然有進步的空間,所以未來的人有他們的世界。人類在過去幾百年來,就是因為不斷尋求新解決方案,才有今天。


當然,我也知道進步也會帶來焦慮。畢竟,許多人都執著於他們目前擁有的財物、地位和知識。新的機會對他們來說,既是不確定,也可能會挑戰到他們的地位,令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變得不再有價值。所以,社會總是有兩個不同的陣營:進步派和保守派。


在人工智能領域,反對的理由也可以分成兩個陣營。第一類認為,人工智能太過強大,最終會毀滅人類文明;最低限度也會令大量職位消失。另一個陣營,則完全否定人工智能,認為它永遠都不能取代人類,也不能做出任何有意義的事情。 但似乎恐懼的人還是佔多數,不屑一顧的人佔少數。但這兩個陣營都有個共同點:他們不喜歡其他人談論因為人工智能而出現的新機會。


我的 YouTube 直播分享,有個觀眾上留下了非常憤怒的留言。他聲稱自己曾參與互聯網早期的發展;按照他的說法,我估計他是 70 年代初期的工程師。坦白講,我是非常尊重先驅者。於是我禮貌地告訴他,我也明白AI不是萬能和無所不知,我只是說這個技術的普及,可以讓人類在學習和產生有深遠的影響。 然而,他隨即向我提出挑戰,要我試試將我的創作過程完全自動化。 當然,以目前的技術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確在技術的幫助下,讓自己所做的事情變得更加高效。六個月前,我還想過聘請助理幫我做點瑣碎的工作,但現在我已經習慣了將這些重複且耗時的工作交給機器。技術對而言,就是這樣。


但是,我在這位陌生的訪客身上,見到了很強烈的怨仇;或是,在他眼中,好像我這種行外人,不應該談論技術;因為技術還沒有準備好,對未來樂觀也似乎是一種罪過。


我也不禁想,也許在精英和專家的內心深處,受到的威脅太大了。技術的普及令專家不再神秘而高貴。在過去的那些美好時光,知識由少數人控制,像電腦工程師曾經是社會極尖端的精英。無疑,他們曾是知識的開拓者和遊戲規則改變者,但他們有所不知是,在歷史的角度,每個時代的精英和專家,他們掌握的高深學問,到下一代人只是高中生的課程內容。世界不斷在變,當像我這樣的評論員也開始談論某件事時,也意味著進步和發展已經普及到大眾層面。我認為這個過程實際上釋放群眾的力量,所以我們更應該讓更多人能夠了解和應用新技術,而不是相反地限制技術的普及。


然而,可能一些既得利益者,並不喜歡每個人最終都能平等地獲得技術的力量。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趨勢。或許這也是谷歌大師 Geoffrey Hinton 如此關注人工智能普及帶來的威脅;當然,他某些擔憂是合理的。然而,他低估了市場最終找出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新的問題,自然有人會去找出新的解決方案。新的解決方案,亦將會構成大家意想不到的挑戰。人類文明,就是這樣步履蹣跚地,走到今天。


一般來說,當社會高度集中,尤其是當知識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結果會令社會對發展的觀點更保守。以古代中國為例,在很漫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技術領先世界。古代中國是世界的工業強國。今天大多數人只記得茶葉和絲綢,又或者甚麼四大發明,但其實瓷器也是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出口產品。中國的瓷器曾經是這個社會最重要的商業秘密,但在 1500 年後,中國瓷器的國際市場地位,首先是受到韓國、日本到後來甚至歐洲的產品挑戰。最終,世界各國對瓷器製作的技術不斷改良,到清代初年,中國的瓷器已經沒有競爭力,前後其實也只是百多年時間。


中國是如何由強國逐漸落後?在明清之前,中國出口的是高技術產品;明清以後中國出口的是廉價勞動力。


如果要我找出兩個重要因素,我會說是第一個問題是普通民眾識字率太低,社會只有人力卻沒有人力資本。另外,掌握了經濟利益的尋租者,以及當時的統治者,寧願斷絕於當時全球貿易,以孤立主義來保護農業經濟尋租者的利益。如是者,中國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才赫然醒覺,世界已經變得耳目一新,


近來中國的新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小粉紅,總是夢想著遙遠過去的輝煌,並將自己的落後歸咎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對比自十九世紀以便徹底開放的日本,中國的落後是否真的因為不仁不義的帝國主義者?日本何嘗不是經歷過各種苦難?日本在戰後何嘗不是要一切推倒重來?二戰後中國卻因共產主義狂熱而陷入三十年的混亂。


日本那怕是經歷過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其後是迷失廿年,但今日的日本其實仍然是一個富裕國家。今天中國一樣面對經濟泡沫爆破後的殘局,但諷刺是神奇國度對反而變本加厲,要回到過去那失敗的意識形態,彷彿重蹈覆轍就能讓他們有所作為。


日本可以成功現代化,但同時保留了其傳統;或許因為日本做到了中國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所以令小粉紅更加心理不平衡。別忘了,很久以前,日本就徹底掃除了文盲。


人力和人力資本最大的分別是,就是人力資本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人力資本,說穿了就是技術。今天的中國大陸說要搶人才,要科技興國,就像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一樣,說穿了,還是迷信精英主義。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新民族主義者仍然討厭日本的原因。 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就連這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是甚麼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更不用說要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夢。


見到中國新民族主義者的恐懼、憤怒和仇恨時,我們應該警惕自己, 無助、軟弱的人才會如此容易被恐懼、憤怒和仇恨所吞噬。請記住,無論過去取得了多少成就,世界不會因為你而停下來。世界不會在乎過去的你有多偉大。如果你停止了面對世界,你就開始變成一個充滿怨氣的人。從前精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一定會隨時間而貶值。守殘抱缺,不但是缺乏自信,也是自私的表現。


無錯世界從來都不是一個完美的地方,但只要有新的挑戰,就會有新的解決方法,新的技術,又會帶來新的挑戰。這就為何創造力才是最根本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一個集體的現象,不是幾個精英,幾個英雄可以取代的。 因此,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最終會更快地發現新事物,更快地面對新挑戰。出現新的挑戰,其實是好事,因為現象背後意味,我們是時候將過去的小問題拋諸腦後。



利世民小資料:


利世民(Simon Lee)(1976-)原名李兆富,1997年畢業於密歇根大學,取得政治與經濟學士學位。香港政治評論員、專欄作家。 




利先生曾擔任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夏佳理(Ronald Arculli) 的議員助理,並於1999年代表自由黨參選香港區議會選舉,在銅鑼灣選區挑戰民主黨的謝永齡,但落敗。其後創辦香港自由主義智庫組織「獅子山學會(The Lion Rock Institute)」,並成為骨幹會員。2013年,他辭去一切會務。2014年,創辦網上媒體《全民媒體(Hong Kong Citizens' Media)》。


曾任職《蘋果日報》資訊網行政總裁的利世民,也是前《蘋果日報》專欄「蘋果批」作者之一,活躍香港評論界多年,經常就經濟議題發表評論。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利世民決定離開香港,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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