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陳茂波這樣說的時候，我覺得很諷刺。因為陳茂波加入政府的第一個崗位，就是發展局局長；發展局局長的工作就是負責土地供應。
陳茂波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間負責發展局，日子距離現在也快要十年；而且他是做了頗長的時間。如果說今時今日香港土地夠不夠還要拉回去看之前一任政府的責任，陳茂波自己也是難辭其咎。
但是，繼續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大家明白，首先我是對事不對人；我知道很多人一講起陳茂波，只想起劏房、醉駕和誹謗官司等。但這些已經很多人說過了，我不想重複，再者我始終認為，我們希望從政的人比其他人有更高的道德標準，這是很愚蠢的事。反之，我們應該假設他們做每件事都是為了私利，這樣去思考問題，對社會制度的反省才會更加深刻。
我也不是特別幫助曾俊華。政府是集體行為，體制內每個人的決定都是環境條件影響下的結果。以下的分享你可以見到，梁振英在任的那幾年，也就是陳茂波出任發展局局長的日子，施政是甚麼，跟之前和之後的政策有甚麼關係，有很多具體政策方面，可以見到政府其實是個轉變得非常緩慢的一個機構。不同的行政長官，最大影響就是怎樣去表達一個概念。林鄭月娥表達一個問題的方法和梁振英表達一個問題的方法可以非常之不同。曾俊華做財政司司長和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除了表達同一件事的方法有分別，但決策的本身其實大同小異。
還有一點我想補充的就是：假如我是陳茂波，就算要翻舊帳，也不會針對土地供應。我寧願直接指出，曾俊華出任財政司司長的十年，香港開支膨脹的速度增加了多少。當然，我也很明白，其實曾俊華自己也沒有太多的空間去影響開支的增長，因為曾俊華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香港已經進入了被規劃的年代，很多政策是由北京直送。
曾蔭權在 2007 年中改組政府，其中一個新成立的政策局就是發展局，而首任發展局局長就是林鄭月娥。成立發展局之前，香港其實是有一個叫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為甚麼當時曾蔭權要這樣改組？坊間的說法是因為房屋及規劃地政所包括的範圍太大，但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當時亦有人不明白，為甚麼要將房屋和運輸放在一起成為運輸及房屋局。但其實運輸和房屋絕對是值得放在一起，因為最重要是房屋局管房屋不是私樓，而是公屋以及公共運輸。所以，運房局的職能，說穿了就是安置大多數香港人住甚麼地方，每日如何上班。
至於發展局，任務就不只是香港本身。2006 年頒佈的「十一．五」就已經有「一小時生活圈」以及廣東省「九加二」的概念。當然，香港本身的基建，還是由發展局負責，尤其是香港城市發展很依賴鐵路，幾乎每開一個新區，都必然要有一條鐵路；有鐵路，上蓋就起樓，用來補貼條鐵路的成本，而周圍的地方就必然有公屋、學校等。但主次要分清楚，發展局的職能理論上是「增加容量」，是宏觀的；運房局是從發展局得到資源去興建公屋和公共交通服務，另外的土地就是發展局放到市場上套現，成為政府收入。
發展局局長這個職位，在控制資源上的權力，我認為不下於財政司。畢竟在香港地，很多政策不只是要撥款和人手，更重要是土地。其實當年梁振英本來的計劃是安插陳茂波當做副財政司，殊不知麥齊光由上任到辭職只有十二日。這宗涉貪案其實有很多疑點，包括為何傳媒會得到 1980 年的內部文件？總之，經這一次震盪，陳茂波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當了五年的發展局局長。
在陳茂波之前，也就是 2007 到 2012 年的發展局，林鄭月娥最主力的工作是甚麼？高鐵？港珠澳大橋？規管一手樓銷售？高度限制？如果陳茂波要投訴香港的土地供應不足，似乎林鄭月娥也有責任。
梁振英在 2013 年的施政報告，土地和房屋是重點；他首先提到當年的花園街大火，然後談到租金，並強調政府的房屋政策是要協助中產置業，並且講到這是政府的責任。其實這時候已經定了一個調子；梁振英從第一份施政報告開始就刻意強調，香港土地供應短缺，並每年重複這樣的說法，這種說法一直持續到林鄭月娥成為行政長官之後這個政府就沒有再這樣講。
林鄭月娥是香港首任發展局局長，她沒有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說是在曾蔭權那幾年香港的土地供應短缺是政府的責任。但梁振英是局外人，他要將責任推到之前的政府和公務員身上，是沒有太大的代價。但陳茂波已經在政府十二年了，至今仍好像格格不入，有點令人覺得意外。
梁振英不斷強調，香港樓價貴、租金貴，土地供應不足。當然，他沒有具體指出土地供應短缺的問題在哪裡，而是留白讓大家自行想像。但後來香港也不斷地狙擊地產黨的土地儲備，並且講成是囤地，不熟悉財經和香港土地運作的大多數市民也相信了，香港的樓價和租金貴，是地產黨的原罪，甚至後來好幾次政府搬出土地收回條例，引地產黨表態。
實情是，要將農地變做住宅地，發展商是要補地價的，所以不是買了地就可以起樓賺錢。說穿了，我發現共產黨和地產黨一直存在矛盾；地產黨認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他們代表北京行使權力。到後來習近平提出全面管治權，其實針對的不是香港的民主派或一般人，而是這些掌握了香港經濟命脈的財閥。當年梁振英顯然不是地產黨屬意的人選，甚至連董建華與地產黨的關係亦不算特別親密。
曾蔭權才是地產黨屬意的人選，但他的下場非常慘。唐英年本來以為自己會繼續做行政長官，結果在選舉的過程中遭遇屈辱，對外人來說很難想像。但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同情唐英年抑或地產黨，我只是想講，與虎謀皮從來都是高風險的勾當。
除了不斷地詆賴樓價和租金昂貴是土地不足，梁振英任內幾個重要的議程包括「啟動九龍東」和「飛躍啟德」，他也提出成立海濱管理局、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新界北發展、大嶼山填海、岩洞、香港地下城等。由 2013至2015年，基本上都在重複這些話。以上所講的都屬於發展局等職能範疇，而結果大家亦自有評價。
至於所謂的「辣招」，梁振英當然也「據為己有」；實情是在曾蔭權任內最後的一次財政預算案由曾俊華提出。這一招究竟是否真的傷害了地產發展商？後來的市場似乎肯定了，「辣招」凍結了二手市場，令供應轉向一手市場。從那時起，整個地產市場變得以一手樓為主。
由 2012 年後，香港樓市變得更加依賴一手樓；地產商賣更多一手樓；麵包賣多了，對麵粉都需求增加。土地需求加了，也增加了政府收入。二手樓的交易，反正對政府的財政收入影響微乎其微。所以，縱觀過去廿年，由林鄭月娥出任發展局時對地產商加強控制，到辣招令市場更依賴一手樓，其實最終只是令私樓市場的利益，也集中在政府手上。
不得不提，在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幾年，港鐵的膨脹比過去更誇張。更正確應該說，之前港鐵已經是成為香港很重要的規劃發展工具，也不是梁振英的設計，只不過是這個發展在他的任期內變得更明顯。
如果大家記得，兩鐵合併在高鐵事件之前，而高鐵之前，就是十一五規劃。香港老早已經有一個方向，就是經兩鐵合併，將本來已經上市的港鐵，變成一個類似政府機關的存在，然後透過機構去執行城市和土地發展的工作。北部都會區就是如此，甚至乎早幾年講明日大嶼的時候亦如是，就是希望以鐵路和物業發展，作為核心工程。
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就是起了一個地開始有人住，慢慢隨著需要出現，就越起條路越闊。到公路都搞不定了，最後才建鐵路。香港是反過來的，先蓋鐵路再蓋區。可能有人覺得這樣好啊，不會塞車，不會對城市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但是這種模式的代價是：「風險很高。」假如一個新區是發展遇到問題，鐵路就會成為財政壓力。表面上，香港好像一直以來都沒有這個問題。但是事實上是不是呢？例如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就變成一開始就投入大量資本，但最終沒有人肯定，那些土地是不是可以收回成本？
最後，梁振英任內另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盲搶地」；「盲搶地」的意思，就是在不同的香港的地方，見到所謂 GIC 地，就是那些政府社區設施用地，就見縫插針式的起公屋。最終增加了的那個公屋的供應量，其實又不是那麼誇張。到目前為止，公屋仍然供不應求，政府就走另外一條路，對付那些濫用公屋資源。其實，香港的公屋永遠都不夠。是不是建多一點就夠呢？以一個經濟學人的心態，我可以肯定說，任何東西以低於市價去提供給消費者，結果一定是供不應求。所以，認了吧，香港公屋的供不應求的現象，是不可能透過增加供應去解決的。
以上所講的是 2015 年之前的事； 2016年後有個很明顯的轉變。如果你看2016年的施政報告，整份文件的結構、思路、方針完全變了。原因是什麼呢？
當年的十三．五規劃，將重點放在兩個範疇，一是創新科技，第二個就是一帶一路；那一年，梁振英好像忽然間覺得國家終於有任務給他了。施政報告就完全地變了調，不再針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這個由溫家寶年代提出的講法。我相信梁振英捕捉北京的風向，在香港人當中，算是數一數二。國務院總理說香港有深層次矛盾，梁振英將這件事無限放大，擺到有那麼高，得那麼高。直至 2016 年終於國家有新的任務給他，就是講一帶一路和講創新科技。記不記得當年，他無論如何都要開兩個局長位置，一個就是文化局，一個就是創科局，結果他還是推出了創科局，文體旅遊局就一直要到 2022 年才成事。其實香港就連政府體制變革，亦都只是回應北京的要求。就在 2016 年的施政報告裡面，梁振英說：「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2016 年梁振英說香港開始出現樓價租金的升幅放緩，但仍然要繼續打擊炒樓。我想補充一點，在同年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小組提出「住房不炒」，從此可以看到，梁振英是多麼摸得準。但這一年，施政報告再沒有那麼咬牙切齒去追擊土地供應不足和地產黨，開始講一下更多關於大嶼山、北部都會區。我還留意到兩樣東西，一將起動九龍東加了智慧城市的概念，飛躍啟德加了盛事。這些當然不是香港的官員自己想出來的，我也頗有理由相信，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些當然也是北京下的指令，香港官員只是將之包裝成回應北京的政績。
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以至林鄭月娥，李家超，其實都是不斷地以不同方法將北京想要的政策，包裝成合乎香港利益。胡溫時代要營造政府關心人民，要減少社會矛盾，到了梁振英手上，就變成香港土地供應不足，所以樓價貴，租金貴，所以民眾不快樂。這個講法，亦從此深植在很多人的意識中。
經歷了 2019 年之後，仍然有人問，是不是香港因為租價貴、樓價貴，所以香港人才那麼不滿。我會說，當租金平，樓價殘，香港人還是不滿的。如果將 2019 年發生的事，歸咎於樓價貴、租金貴，我覺得這個侮辱了香港人；更重要是，你看走上街的人，有多少是已經有車有樓的中產？另一邊廂，支持政府和建制派的，又有多少是住是在公屋？其實樓價貴不貴，與香港人對於原則和自由的追求，是不是可以就這樣畫上一個等號呢？
2017 年其實香港是有兩份施政報告。林鄭月娥做行政長官之後，整份施政報告完全另外一個風格；無論整份施政報告的結構、講的內容，都可以見到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強調一點，那只不過是表達的方法不同，具體的政策是沒有大變的。甚至乎，梁振英接任之後，是否真的做了很多政策上的改變呢？不是。
很多政策根本上就是由董建華年代就已經開始；例如增加土地供應，增加市民自置居所的比例，其實從來是政府希望做到的，因為政府收入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賣地；政府透過土地收入去令到庫房多了錢，可以再分配，也可以益自己人。因此，政府要刻意營造土地供應不足令樓價貴的神話，好讓這個土地經濟可以不斷維持下去。
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未來的日子，這個神話可以繼續下去嗎？其實不論是曾俊華或是陳茂波，我不覺得誰做財政司司長，對香港的財政狀況會有很大的分別。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李家超，雖然對於香港的政策有不同的說法，但是政策的本質其實還是那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香港根本沒有很大的自主性，香港的這些政策那怕是很微觀的，很可能都因為回應北京需求而推出；做行政長官的那個人，只是想方法將這需求改頭換面成好像跟香港人有關似的。例如林鄭月娥推逃犯條例，明明是一個北京壓下來的要求，她卻借用潘曉穎案去暗渡陳倉。從後來的連串事件我們見到，其實無論有沒有潘曉穎案，北京都想做這件事
我想不到有任何一個政策範疇，不是為了服務北京而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發展到這一步了，這個政府已經只懂得回應北京的要求，滿足北京，卻不知道怎樣去分析香港本身面對的問題，要處理香港的問題。發展局的任務，是要在地理上讓香港變成廣東省的一部份，創科局是要為中共的重點技術提供各種資源，金融財經也是一樣為了服務國家，文體旅遊就更加是是為了配合內外的宣傳工作⋯⋯
回顧過去十多年，香港就是如此這般的失去了自主。在香港那怕是再位高權重的人，亦只有服從而沒有「說不」的選擇。為甚麼當日林鄭無論如何都不肯撤回？因為根本不由得她作主張。我不是同情她，不要誤會；我只是想解釋為甚麼香港由上而下瀰漫一股「做咗當得咗」的心態。很多事情，明知沒有意思，亦一樣照做；做了出來沒有結果，就說自己盡了按指示執行，結果不如理想，也不是做的人的責任。
土地、房屋、東九龍、啟德、明日大嶼、財政狀況、經濟等等等等，全部都是這個問題。這就是今日的香港。
利世民小資料：
利世民（Simon Lee）（1976－）原名李兆富，1997年畢業於密歇根大學，取得政治與經濟學士學位。香港政治評論員、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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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先生曾擔任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夏佳理（Ronald Arculli） 的議員助理，並於1999年代表自由黨參選香港區議會選舉，在銅鑼灣選區挑戰民主黨的謝永齡，但落敗。其後創辦香港自由主義智庫組織「獅子山學會（The Lion Rock Institute）」，並成為骨幹會員。2013年，他辭去一切會務。2014年，創辦網上媒體《全民媒體（Hong Kong Citizens' Media）》。
曾任職《蘋果日報》資訊網行政總裁的利世民，也是前《蘋果日報》專欄「蘋果批」作者之一，活躍香港評論界多年，經常就經濟議題發表評論。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利世民決定離開香港，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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