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的三個得主 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 和 Simon Johnson ，其實之前都有一定的合作，都是很針對去研究國與國之間的差異。
傳統上，一般人就會覺得一個國家為甚麼會富庶呢？當然是因為天然資源多，又或者是因為它有很龐大的勞動力，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等等。但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良好的制度，才有好的經濟表現。但究竟怎麼去用一些嚴謹的科學的方法，去實證地去找出不同的國家是因為制度上的分別而令到他們有經濟上的差別？這種透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去找出的答案，我想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在學術上對他們的認可。
還有一點我很想在今天的分享裡讓大家明白的就是，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甚麼人去贏，提名過程其實都是一個我們叫做 agenda setting 的過程；agenda setting 的意思，就是背後是想帶出一些訊息。
過去幾年，大家看新聞的時候相信都會見到一個詞語，叫做 Global South，也就是這個世界的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將會是我們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很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
問題是這些 Global South 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時候，究竟會否同時之在社會政治上轉型？
2004 年，中國大陸和一些親中學者提出了一個說法，說發展中國家要去發展他們的社會，不一定要跟著西方的一套；這也是中共一直以來很極力去宣傳的一個說法，甚至乎冠以一個名稱就叫做「北京共識」。中共自己也是對自己過去的幾十年的經濟表現，感到自豪，認為北京模式、中國效率比西方的更優越，認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對他們那種高效率，傾全國之力去做一件事的模式，其實是一種障礙。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去頒給這三位經濟學者，背景的訊息是，當一個社會沒有一個「包容性」（inclusive）的社會模式，其實是不可能達到一個高度發展的狀態。
「中國不是一個例外嗎？」在記者會上，其實也有人問幾位得獎者怎樣看中國大陸。我覺得他們很禮貌地指出，有些國家也可以透過高度集權高壓的模式，維持了幾十年；言下之意，其實就是說中共的經濟增長不能長久下去。
在此我也想補充一點，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面對著一些重大結構性挑戰，包括人口、政治制度、金融經濟系統不能有效地去分配資本等。此外，我們也見到中國大陸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城鄉的經濟表現落差；很多人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蹟很厲害，但是外界能夠看到的那一兩億最富庶的城市人口，看不到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村貧窮人口。
1978 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其中一個承諾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了習近平時代，則說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說中國已經達到全面小康。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故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在另外一邊說，仍然有六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幣。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很不同的圖像。從經濟學的角度，很多人都已經提出了中國是不是已經步入了我們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中國不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當經濟增長去到某個地步就遇到發展瓶頸，無法再發展下去。
這些國家在開始的時候，往往透過一些很簡單的組裝工業，尤其是出口工業，賺取一定的收入和外匯。但是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通常這些發展中國家最具競爭力、管理得最好、技術層面最高的生產線，很多時候都是由外資投資，引進技術和管理。有時甚至是因為產品要出口而符合對外的品質需求，才能達到某一個水平。但是很多時候，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內銷產品的製造，質素並不是同樣的水平。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當你發展到某一個階段，開始要做自主研發，開始要做你的行銷，要做自己的產品設計，甚至是其他配套服務和分銷。你所需要的技能，很多時候是無法透過單一的公司在同一屋簷下完全提供。
回到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就是 Adam Smith 寫《國富論》的時候也有提到，透過專門化（specialization）提高效率；專門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在於，當要處理的程序或專門知識越來越複雜，每個人，每間企業能處理的範圍就越來越狹窄。這時，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和交接變得愈發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滿足幾個條件。首先是高度知識化的人力資源。如果沒有知識，又怎麼協作呢？第二，就是一定的制度；有時是企業的規章，有時是行業規則，有時是市場的基本運作原則或監管水平。如果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機制，沒有一個能夠給所有市場參與者公平競爭並建立信任的基礎，是不可能達成高度專業化的合作和競爭。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發展中國家當經濟發展到某個地步時，要再進一步轉型時，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配合。話說回來，這些社會政治制度的轉變，某程度上也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需求。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不能僅是抽象的經濟生產，而是與政治制度相互配合的過程。
也因為這個原因，從學術客觀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現在面對的困局，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而是整個社會在過去百多年裡幾次嘗試現代化的努力都走了錯路，無法擺脫過去的枷鎖。
再回到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獎者，他們其實有幾本書或者文章非常精彩。其中比較有名的是《Why Nations Fail》（國家為何會失敗），以及《The Narrow Corridor》（自由的窄巷）。
我尤其推介《The Narrow Corridor》這本書，作者透過這本書提出一個概念：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國家機器完全吸納，這樣的社會往往會走向極權。我想這也是對中國現代化困局的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一直高度依賴國家機器，導致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掌握權力的人手中。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擇這三位得獎者，弦外之音就是，Global South 國家和現代化發展的過程，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上的轉型，結果是不可能持久的。
利世民（Simon Lee）（1976－）原名李兆富，1997年畢業於密歇根大學，取得政治與經濟學士學位。香港政治評論員、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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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先生曾擔任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夏佳理（Ronald Arculli） 的議員助理，並於1999年代表自由黨參選香港區議會選舉，在銅鑼灣選區挑戰民主黨的謝永齡，但落敗。其後創辦香港自由主義智庫組織「獅子山學會（The Lion Rock Institute）」，並成為骨幹會員。2013年，他辭去一切會務。2014年，創辦網上媒體《全民媒體（Hong Kong Citizens' Media）》。
曾任職《蘋果日報》資訊網行政總裁的利世民，也是前《蘋果日報》專欄「蘋果批」作者之一，活躍香港評論界多年，經常就經濟議題發表評論。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利世民決定離開香港，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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