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電影導演張堅庭在《明報》(2010年6月6日)的〈香港教育往何處去？〉一文，提出一些香港教育的方向建議，例如官僚棄權，讓學校有自主權，不需跟隨教育局的考試指引等。他的文章令我想起過往的一些教育政策。
香港教育制度需要「棄權」嗎？如果張導演的「棄權」是相當於「放權」(權力下放)，那麼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早在1991年已在《The School Management Inititative》(SMI)的政策文件提出，落實後成為如今的「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這是師承影響力遍及全球的「戴卓爾主義」，簡單地說，它有兩條主線，其一是權力下放，讓學校鬆綁，追求卓越。但「權」與「責」是連體嬰，所以第二條主線就是讓市場力量決定那些學校屬於高效能，可繼續玩。具體地說，學校辦得好，家長歡迎，學生多，撥款便多，反之則撥款減少，最後「殺校」。有學校辦得好但仍然收生不足嗎？等於問：有叫好不叫座的電影嗎？導演話有，老闆話冇。
在香港教育制度裡，另一種「拆牆鬆綁」是2000年的政策文件《Learning for Life Learning through Life: Reform Proposals for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裡面提出包括3-3-4學制與終身學習的理念，但考試還是有的，只是換個形式。國際學校雖然不用跟隨教育局的考試指引，但仍要考IB(國際文憑)試。
從以上看到，政策是有的，也算具體，但在香港教育制度裡實施後，成效如何？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些問題很值得探討，只是範圍也大，嚴重超出了我的能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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