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兩天寫《熊十力論學書札》時，提到 C. I. Lewis 的 Mind and the World Order，說此書十八年前令我眼界大開，其實，準確點說，令我眼界大開的，不只是此書本身，還有讀此書時的環境。
十八年前我遠赴重洋到 Berkeley 讀博士時，哲學的訓練仍很有限，但第一個學期就要仔細讀 Lewis 這本書了，自然不是易事。Berkeley 哲學系的研究生第一個學期修的科目中，一定要包括一個叫 First Year Seminar 的；這科只是開給那年新來的研究生，由兩個教授合教，不是輪流授課，而是每一堂兩個教授都在場，百分百參與。Berkeley 哲學系每年收的研究生很少會超過十個（每個都要給大量獎學金，不能多收），我的那年只有六個（後來只有三個完成博士學位），所以這 First Year Seminar 就是兩個教授教六個學生！
如何教法呢？沒有 lectures，每堂都只是討論，師生圍一個圈都坐著，你一言我一語便完了一堂。討論甚麼呢？因為不是每年都是由相同的教授負責，所以在學期開始前，那年負責的兩個教授便要商量以甚麼哲學問題為中心，然後選讀本（通常是一本書加一些論文）；那年教我們的是 Barry Stroud 和康德專家 Hannah Ginsborg，集中在知識論的問題，選用的書就是
Mind
and the World Order（還有 Frege, Russell, Strawson, Quine 等的論文）。每次堂上討論的是事先指定的 chapter
或論文，我們都讀得很仔細，因為兩個教授都厲害之極，假如你讀得馬虎，他們準會很快留意到，然後用巧妙的問題問得你「口啞啞」，相當尷尬的。
這科最要命的，就是每星期都要寫一篇二、三千字的論文，而且不能只是撮要讀過的東西，一定要表達自己的見解，否則必會拿個 B 或 C；教授亦批改得非常用心，頁頁滿是記號和眉批。這樣專精地讀、寫、和討論，已是上佳的基本功訓練，再看教授的細評，反省一下自己寫得不好的地方，就更獲益良多了！不過，每週一文的確壓力很大（還有其他科目的功課），如果你問我老婆，她一定還記得我在 Berkeley 的第一個學期每週「催生」論文的苦況 --- 有時弄至情緒不穩，她當然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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