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讀到〈余英時談治學經歷〉一文,洋洋三萬餘字,乃余英時口述,何俊記錄,娓娓道來,由童年經驗、求學歷程、師承取向,講到治學方法和現代史學研究的常態,旁及人物評價及對新儒家的看法,非常精彩,我一口氣讀完,有如見其人之感。
全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余英時談到楊聯陞對他的影響:
「[楊聯陞]研究所得都是從中國原始文獻中摸索整理出來的。我受他的指導,才知道做學問必須字字有來歷。我以前有些放言高論的傾向,以後便改變了。我記得第一次向楊先生問學是在我入研究院以前,身份還是“訪問學人”。我在香港寫了一篇論東漢政權與士族大姓關係的長文,我當時並不知道楊先生早有《東漢的豪族》的名作。到哈佛後,才有朋友告訴我。我趕快將文稿送請楊先生指正,他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讓我讀他的“豪族”大文,同時他閲讀我的長稿,兩人同時進行,十分有趣。[...]
在香港時我受錢[穆]先生影響最大最深,注重通識,喜歡講大問題,因為錢先生擅長宏觀論斷,又能抓住要點,能用一兩句警策的話籠罩全局。這都是我想學的。但我尚無學力,這樣做是危險的,楊先生的淵博和謹嚴在此恰好是對病下藥,把我從懸崖邊上救了回來。」
放言高論有甚麼問題呢?先講清楚「放言高論」的意思:「放言」,就是毫無約束地發表意見(說話或是書寫);「高論」在這裏的意思並不是「高明的見解」,而是陳義很高,自以為講的道理很高深獨特,人所不及。「放言高論」的問題在於「放言」,由於發表意見時毫無約束,為了語不驚人死不休,便容易理據不足,甚或有語意不清、邏輯混亂之處,到頭來落得只是自鳴得意,或者能騙得一些無知的人一時的讚賞,卻令識者搖頭。
余英時點出了「放言高論」乃做學問的大忌,楊聯陞那「必須字字有來歷」的原則,在史學研究足以約束「放言」;到學問大成,到時作宏觀論斷,便是真正的高論
--- 高明的見解 --- 而非故作高深了。
哲學追求深度和洞見,讀哲學的人也許會因此而較容易放言高論,在這方面應該特別警惕。跟史學不同,哲學不受「必須字字有來歷」的約束,也不必像科學那樣,可以用實驗結果來約束;看來,能約束哲學的放言高論,唯有邏輯和對論證的嚴格要求
--- 放棄了這些限制,哲學便很容易淪為「高檔的吹水」。
其實,最不受約束的放言高論,是政治論述,只要對象適合,就算是胡說八道,也有人視作醍醐灌頂。當然,政治論述不是做學問,放言高論在所難免,不過,假如連基本的邏輯也不守,甚至是瘋言瘋語,仍然是應該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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