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同事 Z 告訴我，有一個學生向他訴苦，說在堂上被我羞辱，很不好受（那學生用的字是 “humiliated”）。羞辱？哇，好大的罪名！我追問 Z，才知道原來那學生說的不過是一個堂上的練習。
那天我在 Philosophical
Methods 跟學生做一個簡單的練習，給了他們一條問題，要他們盡量清楚扼要地回答，而且不能寫超過兩個句子。問題是 “What
is a contingent a priori truth?”，我只給他們五分鐘，每人都要將答案寫在一張紙上，完成後交及我。
這是一條相當簡單的問題，只要他們一直有閱讀這科的課本（Saul Kripke 的 Naming and Necessity），並留心上課，都一定已明白甚麼是 contingent
a priori truth，這個練習的目的不過是看看他們能否清楚表達自己的了解。
收齊他們的答案後，我隨機抽出了其中五張，快速將答案在電腦上打出來，然後投射到屏幕上，但沒有顯示答案的作者是誰。接著，我逐一討論這五個答案，每個都給我指出一些問題，或辭不達意、或語理錯亂、或文法有誤、或概念含混，有一個特別差的，以上各種問題都有。整個討論過程我都沒有批評任何學生，也沒有用指責的口吻，只是針對那些句子，冷靜客觀地分析，務求他們明白我指出的不妥之處，以後會盡量避免犯同樣的錯。
我對那些答案的批評的確是嚴厲，然而，我只是對文字而不是對人，甚至故意不看作者的名字，那就不會不自覺望著作者，令他尷尬了。向 Z 訴苦的應該是那五個學生之一，假如他在我批評他的答案時感到不自在，那不難理解，因為我始終是指出了他的不濟，可是，既然沒有人知道作者是他，我也全無羞辱人的意圖，說我在堂上羞辱他，實在不合理。
Z 沒有說訴苦的學生是誰，我亦沒有問，以免對那學生有壞印象；我也不會因為一個學生的無理反應而改變教學方法，以後仍會給學生做上述的那種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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